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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乃渡筏 胞情融海峡

2005-05-08 00:00:00
华夏经纬网

我曾应邀参加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主办的《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这是一次隆重而欢洽的盛会,大陆十四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所的同行朋友都去了。与会的还有台湾各高等院校、美国专家、新加坡“龙学”的同行及香港的知名学者,济济一堂,确实是一次极好的交流学问的良机,又使分散在各地的朋友能够重叙旧谊。会议气氛热烈而欢快,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应邀赴台。过去只知有几位师友和老同学在台湾光复时前去任教,这就是抗战胜利后赴台工作的台静农、王哲安、周学普三教授,他们是我1934年在青岛山东大学时的老师,且都较熟。台老师教我《诗经研究》,王老师是王国维先生的弟弟,教过我两年英语,周老师是我的日语教授。台老师(字伯简)是鲁迅先生最接近的朋友之一,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听说是随鲁讯老友许寿棠先生一道去台的,由于思想进步,受到当局监视;许先生曾被暴徒行刺过,一度形势十分严峻,以后才在台湾大学被拥戴担任中文系主任多年。台湾作家来沪访问时,其中有他的学生,我曾请他代为致候。王周两老师因不知具体情况,无从致意。我当年在重庆中央大学毕业,同班中文系同学周法高、李孝定两位原在北大中文科研究所治音韵文字学,台湾光复后也曾在台港两地任教,已成就斐然,是名教授了。我有次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汉学会议,不期遇见了孝定兄。将近四十年未见,别时容易见时难——当年我与他临别相约日后重晤。半个世纪来,我一直在上海,他们也一直在海外不能归来。此次来台,行前我早知台王周三位老师均已故世,周法高兄也已故,李兄尚健在。还有几位先生是在新加坡、香港几所大学,以及国内开学术会议时结识的:台湾师大的著名“龙学”专家王更生教授曾几度相晤;潘重规先生则是我当年在中央大学的老师(但未曾听过他的课)。硕果仅存,先生已年逾九十,此次赴台,便打算前去拜访探视。我们是在深圳汇合后,去香港新机场转飞台北的。一下飞机就受到东道主热情的欢迎接待。入住台湾师大的学人招待所,会议也在这时举行。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各地寄去的论文早已印成厚厚两大册,十分精美。一切都有周密的考虑和组织,包括议程的种种安排,参观访问的地点时间,以及每晚的文娱与文谈活动,既有条不紊,又很随意亲切。休息时,常有台湾各校的学者前来赠书和访谈。台湾师范大学座落在台北市内,校内异常清洁整齐。门前的马路并不很宽大,到晚上特别拥挤,两旁都停满了摩托车,和上海已剩下不多的老式马路差不多。台湾同胞一般都讲普通话,生活习惯、语言风俗,与大陆基本相同,毫无陌生之感,使人有一种同胞亲情的融洽之感。讨论都是在规定的有限时间内,坦率发表见解,提出相异或有所补充的观点。小组或大会,几乎没有一次不是意犹未尽,略容延长一些时间的。可惜的是,老同学李孝定兄半年前竟亦故世,潘重规老师原定也来参加,却因病住入医院,不能来了,且医嘱暂不会客,以致我也只能请王更生教授代为致意了,实在太遗憾。但我在同台湾大学国文系几位教授的交谈中,知道其中有一位既是台老师的学生,也是孝定兄的受业弟子。有了一层关系,我们得以一同回忆往事,想象台老师和孝定兄的音容笑貌。虽已相隔半个世纪,他们所讲述的,和我回忆中的感受,竟仍有不少相同的。会议期间,从相互的接触中,我深刻感受到两岸根植于同一文化传统,方才能有此亲密的共同话题。从先秦诸子到司马迁、陆机、唐宋八大家……大家推崇的作家作品也都是一致的,凭记忆吟唱出来的诗词都是彼此熟悉的。就凭这一点——大家都是中国人——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同行,马上就完全融合在一起,鼓掌在一起了。随便谈天的时候,乡土的口音,浓浓的情谊,一下子就缩短了彼此间的隔阂。台湾同行很谦虚,尊师重道,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学术选题选材比较具体细致,注意学术规范。一个系就有一幢大楼,设施现代化程度较高,几乎每一位教授在系里都有一间独用的研究室,便于工作或接见学生。还有很大的图书室,专门用来陈列大陆出版的有关专著、学术期刊、大陆主要的大学学报、全国性的刊物等等。我所见到的台湾同行著作,注释中不少注明出自于大陆学者的成果,学术积累甚为丰富。例如各系毕业的学士、硕士、博士们的论文,都装订整齐,一排排安放在图书室里,非常庄重,随时供在校学生参与。其中包括外校教材。这可帮助在校生了解有关论题已达到的水平,这是很必要的,也让他知道毕业论文应如何去收集有关资料。我也曾在香港几所大学看到类似的各届学生的论文资料库。但在大陆我走过几十所大学,还没看到重视这一积累的,更不要说此种积累已数十年之久了。台湾高等院校各系的图书资料很多,分类陈列在多间屋子里,便于查询,诸如本系教授捐赠的图书,均有专室陈列。职员人数极少,大部分由学生管理,有些打工补贴。现代化电讯设施显然比我们要丰富便利得多。教师一般要开三门课。三十年代前后,我读大学时的教学方式,在台北也仍在使用,这种重视传统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研究。因为基础课需要旧学基础深厚:音韵学、文字学、目录学、考证学、训诂学、专书选读……这类选课开得比较多,也很重视如何有计划培养出新的合格人才。台湾学校数量少,师资不难解决,相比之下大陆高校师资缺口很大。而这类课程如缺乏旧学根底,就很难教得好。会议过程中,我们有幸访问了从大陆迁去的故宫博物馆、图书馆、市立图书馆、钱穆先生纪念馆和林语堂纪念馆等,都受到亲切接待并作了座谈,看到不少珍藏古籍善本,还乘船去游了石门水库和四川“三星堆”发现的珍品展览。我们都还不知道会有如此了不起的发现,据说已在日本办过展览,又将前去欧洲,但在我们大陆本土,却尚未展出。那次东道主向我们征求意见,是去看台北最大的“超市”,还是去看三星堆“文物展出”,我们一致选择了后者。否则,便失去这难的机会了。我们在台北八天,虽很忙碌,但感到受益非浅。承蒙赠书数十册,只得打包交邮局寄回。台湾师大还赠送我厚厚的学术季刊,使我得以读到不少精彩的论文,这都是过去不知道也极难得到的资料。从去台到离台,台师大国文系的许多老师,始终殷切迎接接待,使我们深受感动。去年,大陆在镇江开了“文心雕龙”的学术研讨会,在台北结交的新老朋友,有十多位前来参加了。再度相聚,重叙旧事,就越发觉得情谊的深长了。学术乃渡筏,胞情融海峡。两岸半个多世纪的睽隔,实在太久太久了。多年萦绕梦中的师生情、同窗谊,文化学术界一次次的联系交流,以及民族传统的纽带作用,使海峡两岸在日益增多的接触中有了更多的共识——实现“统一”的共同夙愿。我想,有着胞亲血缘的两岸人民,肯定能在不远的将来,一道完成这一千秋伟业的。(徐中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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