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顺老司城成世界文化遗产

    湖南永顺土司城是中国古溪州彭氏土司的治所，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1995年至今，湖南省考古所先后3次对老司城遗址考古发掘证实，彭氏世袭溪州刺史（元朝改为土司）始于公元910年，止于公元1727年清“改土归流”，世袭二十七代，共35位刺史或土司，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元、明、清9个封建王朝，历时818年；初期辖二十州，范围涉及湘、鄂、川、黔、渝、滇等地。

    谈及永顺老司城，总绕不开溪州铜柱。溪州铜柱立于五代十国，940年，现存于芙蓉镇博物馆，质地清纯，润泽光亮，八方形，中空，高4米，对角直径0.38米，铭文42行2614字，1961年被列为中国首批重点保护文物。

    溪州铜柱缘于溪州之战，这场战争在中国难以数记的民族冲突中，并不十分著名，其结局也未改变五代十国时期民族冲突的宿命，但战事平息后铜柱的树立，却戏剧般地让战争和铜柱双双名垂青史。

    长沙楚王马希范内忧外患，雷家森先生认为，这是溪州之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先生在他出版的专著《老司城与湘西土司文化研究》中，洋洋洒洒，娓娓道来，用数万字篇幅，写了战争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最后还对铜柱上2614字进行详细解读。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不过是梦一场。中国的历史如戏剧，滚滚长江东逝水，城头变换大王旗。看戏流泪，替古人担忧叹息，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别人，也是在读自己。

    关于溪州之战原因，其实和一个女人有关。195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81页，特别提及了这个女人：天福三年（938年），“楚顺贤夫人彭氏（引者按：即彭玕之女）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范惮之。”

    古人云：妻贤夫祸少。贤妻“既卒，希范始纵声色，为长夜之饮，内外无别。有商人妻美，希范杀其夫而夺之，妻誓不辱，自经死。”读到这里，让人无法跟那个在溪州铜柱铭文里豁然大度的楚王联系起来。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必然里有很多偶然，偶然中又蕴含着必然。彭氏，就是溪州刺史彭士愁的堂妹，有姓无名，有死无生，不知其名，不晓其生，这似乎是中国历史中千千万万女人的共同命运。不过，能在司马光笔下出现，哪怕是寥寥数字，其美德可见一斑。

    战争经过，无非是刀光剑影，不再一一叙述。我感兴趣的是，彭士愁与马希范镌刻于柱的盟约，核心内涵竟然是：“王曰：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赡，本土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戈之虞，克保耕桑之业。”一个王朝近800年的辉煌，缘来于此。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尽管我对溪州铜柱上的铭文还只是一知半解，但其核心内涵，应该说是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区域自治制度的先河。在网上，经常看到不少专家大谈特谈地方自治历史，很少有人论及溪州铜柱，也许，这铜柱躲得太远，藏得太深。

    用不太扎实的古文基础，我也知道，在王朝不断更迭，战乱时刻烦扰的中国封建社会，“永无金戈之虞，克保耕桑之业。”不就是无数人追求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吗？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现代人的闲情逸意，也莫过于此。

    文化是民族之根，是国家之魂。老司城遗址中最让人扬眉吐气的，无疑就是溪州铜柱。战争虽然败了，溪州先人们，用他们穿越千年的眼光，笑看把受屈辱的文字写进入铜柱，从而换来800余年的太平，大智大慧，永世长存。

    而那个看似一代天骄的楚王马希范，在溪州铜柱树立的7年之后，也就是947年一个凄风冷雨之夜死去，4年后，他理想中的强大楚国灰飞烟灭。当然，溪州盟主彭士愁并没有趁火打劫，父而子，子而孙，任凭外面风云变幻，恪守誓言，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种文化后来演变为土司制度，形成于元，繁荣于明，崩溃于清，有七百多年历史。元朝封少数民族部族首领为“土司”，世有其地，世受其封，世袭其官，世养其兵等，一直到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此次3处遗址申遗，均与这制度分不开。

来源：凤凰湖南

责任编辑：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