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辛 旗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副会长 第一个问题 中华民族价值观的传承与重塑 一个民族的发展，除了经济基础，最重要的是她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传承。从历史上看，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国家，经济立国、军事立国都不会长久，而文化立国是绵延不绝的。所以，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民族的自信，关键是文化的自信；一个民族的复兴，也离不开文化的复兴。20年前我出版了一部书，叫《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源》，这本25万字的专论，比美国亨廷顿教授著名的《文明冲突》文章要早出版半年时间。我在书中讲到，冷战之后，文明、宗教、文化作用在国际格局变化中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冲突，虽然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并以军事形态的方式表现出来，但骨子里还是通过民族、宗教、文明来构筑自己的根基，来彰显自己在文化和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或者说文化软实力，必须要面对一个崭新的过程。积累30年的经济发展成就，必须让五千年中华文明在世界有一席之地，扭转1840年之后中华文明的衰败过程。 纵观中华民族文明传统，许多核心价值观念是根植于全体中国人心中的，并成为指导日常生活的准则、为人处事的规则以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则。这些我们共同拥有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得以绵延不绝、生机尚存的根本条件。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一是爱好和平的传统。“天下太平”是中国历代追求的政治理想。生活在2500年前、与苏格拉底和释迦牟尼同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强调“仁者爱人”，强调人际关系和谐、宽恕与忍让，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突出的一个共同观念就是“仁”，这个“仁”的观念在当今世界更突显出它的价值。虽然中国历史不乏战乱频仍，但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关头从没有放弃追求和平的努力，“相忍为国”，“以德报怨”，“以仁待人”，成为衡量道德情操和为人处事的准绳。 二是维护统一的传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经历诸多民族的融合，而始终没有割断文化传统，始终在政治上维持统一的主流。全球的几大文明，包括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都因为种族、族群和世界的动荡变化，基本上没有完整地以统一的族群及血缘共同体的方式保存下来。而是后来被其他民族传承、变异、更新。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也是经历中世纪之后，经过欧洲16、17世纪文艺复兴，逐步成为一种新的西方文明。惟独中华传统文明，还生活在亚洲这个广阔的大地上，多民族融合一体，血缘、文化和地域能够传承下来。这一传统的主要特征是“中华民族统一体”，具体表现为民族意识、爱乡爱土意识和共御外辱的民族凝聚力。历史上为了疆土完整和统一，产生了多少至今还为人传颂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大家庭，生活地域幅员辽阔，地区文化千差万别，这并不妨碍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同样的文字、价值观、历史渊源成为连接民族感情的纽带。在历史上中国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比如京城文化、齐鲁文化、台湾文化，等等。我们在座的有台湾人、广东人、四川人、香港人、河南人、河北人、温州人……但都不能回避一个更加包容、更加根本的概念——中国人。维护统一，首先要推心置腹地理解中国这一丰厚的历史、文化、血缘、民俗、宗教、政治多面向的观念，承认各地中国人在维系统一体和创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的成就。 三是求真务实的传统。中国最古老的哲学文献、2000多年前的《易经》，阐发了把握万物变化规则就能把握未来趋势的大道理，可谓“得其圜中，以应无穷”。过去在易学中讲的“三易”，“简易、变易、不易”，其中最重要的是“变易”，即“变通”观念，就是顺时应变，顺势应变，求真务实。历史上中国分分合合，屡遭变故，仍能革新鼎成，温故知新，重要的是社会发展中始终把握了“变通”发展的原理。历朝历代最伟大的政治家都是改革家或革命主义者。我们在文化上也变通了儒家、道家、佛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外来文化，使其更适应我们民族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变通”发展才使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充满生机活力。求真务实传统的另一方面是“持两用中”、“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激进求变在社会变革时是主要动力，堪称“创业”或“革命”，而社会稳定和统一有赖于守成的稳健与中和。为贯穿这一精神，当前大陆在两岸政策主张上充分注意到台湾特殊历史遭际，了解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特殊体验，不愿意将历史包袱再放在今天政治天平上。这符合两岸人民追求和平的期待、追求安定的理想和追求发展的心愿。 四是自强不息的传统。先秦时代的圣哲们通过对世间万物生命变化过程的观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发现了自然界普遍规律，把生命和存在看作是一个自己把握命运的过程，提出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的观点，成为激励变革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几千年来，人世代谢，但这一精神薪火相传、绵延不绝。近百年来，为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历史境遇，孙中山先生首倡“振兴中华”，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时代体现。 就现阶段而言，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最大问题是文化断裂。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悲剧。文化断裂，撕裂的是历史传承，伤害的是文化涵养，影响的是民族复兴。从近现代史来看，中华文化出现重大断裂，主要受三个大的因素影响。 第一个因素，强权殖民的侵入。主要是西方列强对中华文化的破坏。这种破坏运用的是船坚炮利、适者生存和弱肉强食的法则，是商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伤害。在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激烈冲突中，我们自发地采取了反抗措施。但由于中国当时受西方的奴役和半殖民化，我们的价值观重建带有非常复杂的色彩，也就说，当时面临着“双重救亡”和“双重启蒙”，这是我在25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提及的观点。所谓“双重救亡”，就是我们要内抗衰败和腐败，外抗边缘化和西方强权。“双重启蒙”，就是我们面临学习西方的科技和“器物文明”，同时对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进行改良。在这种价值观重建过程中，历代先辈们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来推动进程。比如晚清的“洋务运动”，还有“中体西用”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等等，也包括延续至今的“改革开放”。 第二个因素，社会革命付出的文化代价。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表现形式，也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必须遵循的历史逻辑。我们不可否认革命的重要历史意义，但在革命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对文化、精神、文明价值观的破坏。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北洋政府蔡元培教育总长，已经将中国文化根基“革到底”，教科书完全采用西方版本，青少年文化教育运用西方模式，而把中国古代价值观念只浓缩为中国文学，也就是唐诗、宋词、古汉语等。1927年后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统治下，由于当时国共内战，在文化建设方面鲜有成就。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在革命过程中因阶级关系的调整和文化体系的变革，对优秀传统文化不同程度地造成伤害，以至于在今天我们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在重塑中国国家形象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付出的一笔沉重代价。 第三个因素，现代化的社会成本。1949年新中国建立，强大全能的国家政权及迅速的工业化战略，为中国现代化准备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动员能力，但也带来了巨大社会成本。如，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不得不采取一些自卑和抗拒世界的态度；在完成社会革命过程中，采取某些“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急功近利的激进社会变革；在经济建设中出现好大喜功的盲目急躁心理；在社会管理和思想领域采取过于集权的“倒果为因”的思路。这些都是必须进行历史反思的遗产。从1979年中国重新开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仍然是1860年代“自强运动”的继续。遗憾的是，我们一开始只注重经济发展，一窝蜂地追求经济发展指标，追赶西方物质发展水平。虽然在“器物文明”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在“制度文明”以及在价值观重建上却出了问题，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社会腐败以及文化的缺失与浅薄。 当代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重塑，首先要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精髓中找到与现实的契合点。其次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开放式全建，从世界文明和时代发展中汲取民主、法治、公平、和谐、文明以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等概念。由此形成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诸如自立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治意识、科学意识、生态意识、公平正义意识以及改革开放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等。总之，民族价值观的重塑，途径不外乎对传统文化的再造和对外来文化的消化。我称之为“创造性转化”，即以“创造性转化”的精神来达成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现代化，创造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华现代文明。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向古人学习，另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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