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三十二岁，回到台湾。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我回台湾有几个缘故：我对母亲有承诺，她不放心我，这是其一；其二，我对史语所有承诺，要回来；其三，李氏基金有要求，虽然一般人都是要回来，但所有的李氏基金的人都没回去，我是没得到李氏基金，因为钱思亮校长花了很大力气，帮我找另外的钱，所以我欠钱校长的情。我是三重承诺，家、史语所和台大。一回来，我就在史语所复职，台大合聘，后来在台大做系主任。 我毕业之后在美国多待了半年，这半年自由自在，原因是我的奖学金还没用完，顾立雅让我帮他的忙，坐在东亚图书馆，摆个桌子，图书馆正好有块空地，用玻璃圈起来。我的工作是，所有读中国东西的人，要查资料的，搞不清楚的来找我，我会跟他们讨论。 回台湾，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转弯。当时有很多人就留在美国，我在芝大毕业以后，有五个工作随我挑，包括芝大希望我做历史地理研究，不但是相当广泛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而且是比较研究，这个工作还很少人做，是很有挑战的。但我执意回台湾，就没接受，另外四个工作都是好大学的教职，我也不管它了。如果当时留在美国，我的一生将是另一番面貌。 我回到台湾就一头栽进了工作，刚开始情况就非常复杂。我的老师们，一直希望我能在行政和公众事务上帮他们的忙，据说他们从我在学生时代，就有此期许。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我从副教授成了系主任，是个意外。系主任余又荪车祸死亡，院长沈刚伯先生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说明天8点钟你到“教育部”去开会，要接系主任。在南港，我就变成了李济之先生的助手。王世杰是“中央研究院院长”，派我做一些学术外交，要我帮他做院里的涉外事件。钱思亮校长在学校里大大小小的委员会都派我去做过。他们这几个老先生的意思是锻炼我。 当时三十几岁的人在台湾算非常年轻，老师辈都五六十岁了，甚至六十多岁了，需要有人接班。这么一来，立刻就引来很多同事的嫉妒。比我大的四五十岁的人，跟我同辈的人，我的学弟，没有出国的人，颇有人不服。这些都使我的日子很不好过。另外一方面，我在芝大民权运动得来的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跟台湾独裁专制很不相容。我也是不愿意低头的人，见不平，就抗争。当时国民党的压力过来，我反抗，钱校长帮我反抗。 国民党是一党独裁，要保持专政，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他们把“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自由分子当作打击对象，目的是要把台大夺掉，夺给他们相信的人，所以就把钱思亮送到南港，让王世杰辞职。 王世杰是一个很能干的公务员，一个很好的学者，做事非常心细，也是非常有骨气的人。他对蒋介石不肯屈服，蒋介石不喜欢他。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他不能接受，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撕掉，他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他和“总统府”等于是决裂了，但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能撤掉他的“总统府秘书长”，不能开革他的“院士”。 当时撤掉王世杰的理由是特务提供的：航空公司的权力转让给陈纳德，因为那时候飞机在香港打官司，台湾方面在香港的立场不存在了，不能打官司，要陈纳德去打官司。飞机打回来，也没有拿走，二十几架飞机在香港机场烂掉，就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出去了。特务说王世杰贪污，说陈纳德得了一笔财富。其实陈纳德没有得到财富，是民航队得到了航权，民航队没给王世杰一文钱。 这些全面性的对抗，就是北大、清华系统转移到台湾之后，和国民党的力量的对抗。从“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到许倬云，从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到沈刚伯到许倬云，我的上面一堆大头，我是底下最小的小萝卜头。但是小萝卜头首当其冲，斗争非常激烈，我三十三岁就血压高了。 1960年代的气氛真是令人窒息。学校里铺天盖地都是国民党的成员，也有保护自由分子的人。陈雪屏先生是党部秘书长，他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张群跟陈雪屏私交很好，张群跟王世杰私交也很好。王世杰、张群、陈雪屏几个人结成一条战线，尽量保护自由主义者。 台大历史系也有很多分歧，沈刚伯先生、刘崇鋐先生是一批人，思想比较自由。姚从吾、吴相湘是国民党的信徒。李守孔是姚从吾的学生，在台湾大学所谓知识青年党部，就是特务组织的一个分支，他们这批人和国民党的力量常常纠缠不清。姚从吾从外面看来是道貌岸然，白发苍苍，书呆子一个，实际上颇不简单，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已经跟自由分子对着干。西南联大有任何事情发生，他总是在宪兵司令部开会。 为此，我不喜欢姚从吾先生。也许有一点偏见，因为我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忠于国民党，闻一多的牺牲，他要负一点责任。我一直对他不喜欢，他对我也不高兴，因为我看不起他。我觉得他品格有问题，学者不能依附政治力量来做这些事情。他捧李敖，是拿李敖做打手，打李济之，打沈刚伯，他以国民党的立场来打自由分子，他自己没有打人的本事，李敖有。但李敖后来不但打李先生、沈先生，所有人都打。 李敖聪明有余，没有章法。我跟李敖之间很不愉快，因为他说谎，偷书。他把姚从吾先生房间的书偷出去，卖掉了，有一个美国的学生在街上找到一本书，有台大历史系图章，送过来给我，说这是李敖卖出去的。等到李敖要毕业的时候，我不盖图章，所以他没毕业。 后来李敖和余光中、萧孟能都交恶了。萧孟能先生出国，把保险箱钥匙交给李敖，李敖把萧孟能的画都拿走了。他盖了图章，拿《文星》的版权统统转移给他自己。多年以后，我从美国回台，萧孟能恰巧同飞机，萧先生抓着我的手，在飞机上讲了很久很久。萧孟能捧李敖出来，信任他，当他是朋友，他把朋友家里的字画偷掉。李敖对不起萧孟能。 “中央研究院”是“总统府”直属单位，凡是学术涉外事项，王世杰院长自己不愿办，就让我去办。1960年代时，蒋介石已经把权力交给儿子了，王世杰不愿意跟蒋介石谈话，也不愿意跟蒋经国谈话，他跟蒋介石闹翻了，又觉得蒋经国是小辈，不愿意屈尊见蒋经国。据道理就派我们总干事去办，当时总干事是我的好朋友李亦园，王世杰说涉外事项不用李亦园管，由我来代表他。所以，我这个光头副研究员，去和“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打交道，怪不怪？后来蒋经国的位置逐步升高，从“总政治部主任”逐步升“副部长”，“部长”，“行政院院长”，我还是跟他打交道，反正王世杰派我去了。这也有好处，后来特务单位攻讦我很厉害，特务报告都到蒋经国桌子上了，蒋经国说：“这个人我常常接触，他不是你们讲的那样。” 老实讲，我佩服蒋经国。这个人在苏俄的管辖之下，读了苏俄的许多书，对苏俄共产党里的虚虚实实很清楚。但是，他是托派，被斯大林打击的对象，托派主张世界革命，也还保存了几分真正左派为人民服务以及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以，他被贬到西伯利亚的工厂里，从小工做起，做到副厂长。他太太是女工。他一个中国青年，在西伯利亚工厂里可以组织报纸，组织小集团。斯大林很气他，又不敢杀他，因为杀了他，会得罪蒋介石。后来，他回到中国，其实还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思想成分，自由民主思想是没有的，可是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蒋经国的生活非常平民化，人很聪明，他跟你讲话，两手交握，眼睛看着你，不插嘴，听了一段，问：“还有呢？”他有时候会反驳：“我不是这么想，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跟你讲吧……”他讲不同的意见反驳我，可反驳中他也听我的意见。除了公事之外，我跟他讨论的问题相当杂，他问我：美国的社会，工会的力量，民主制度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民主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关于民主、党外运动，我们也谈过话，我解释：一个水坝，拼命往上筑高，坝堤一决，水一冲击，谁也受不了。坝降低，水流缓下来，松弛堤后面的压力，这个是好事情。 至于海峡两岸的事情，开放老兵探亲，是他自己的主意。这一招相当高明，一方面开放台湾内部的党禁，一方面跟大陆重新建立联系。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可是顽固分子跟特务一次一次上呈，请他同意抓人和阻挡，他却不签。党外人士在圆山饭店开会，成立了民进党，特务非常紧张，要求抓人。他一言不发，一字不批。关于党禁的问题，有些学者还说要制定政党法，蒋经国也不理，他说：“政党存在就存在，不要去管他政党法不政党法。”这话是对的。 蒋经国跟我的几次谈话，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增进了解。蒋经国不大相信书本，我不能同意他的很多意见，他也不同意我的很多意见，能谈谈话已是很不错了。所以，我在他死了以后，愿意在蒋经国基金会服务，纪念这一位有弹性的人物。 殷海光 要我评论殷海光，我必须从《自由中国》说起。老实说，这一个刊物，威胁不了老蒋政权，台湾风雨飘摇，老蒋要集中所有力量，在他心目中，一心一意不能有分歧。所以，他叫自由分子包括北大、清华、台大这一系统的人作“异议分子”、“分歧分子”，理由是异议和分歧会使得人心混乱。他最怕的是自由分子，以及本土的力量--后来演变成“台独”力量。李万居是当地的力量，雷震和《自由中国》是自由分子力量。实际上，雷震本身不是北大、清华系统下来的人，他原是国民党的人，也很不单纯，这个人不是纯从自由的理念出发。当年在重庆，他和先父及舅舅，都有来往。他可能有另树一帜的企图。他为人深沉，也很有计谋。当年在南京行宪的时候，立法委员跟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多由他挑选候选人。所以，在“立法院”和“国民大会”，他也有一股力量。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比胡适先生复杂多了。殷海光是笔杆子，是雷震用来冲锋陷阵的。 国民党是一党专权，要加紧掌握权力，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殷海光就在这时候倒霉。我教书的时候，跟殷海光来往颇多。他的自由主义，非蒋氏政权所喜，学校训导处不让他上台演讲。有一回，我气不过，自己办演讲会，请他坐在台上替我讲，他的演讲很有煽动力，其实现在讲起来很肤浅。我是尊重他的人品，并不在意他的学问。殷海光的骨气胜于学问，但当时只有他硬撑着一股气，所以大家把他当作自由主义的标杆。我也佩服他的骨气。 殷海光一辈子标榜自由思想、自由主义，到了晚年，他受捧之余，不免自负是大师，这是与自由主义矛盾的。他相信一个学说，就相信到崇拜的地步，这也不是学术应该有的态度。可是他与专政做抗争，这是我佩服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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