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是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务实政策的产物，它在过去20年间为大陆提供休养生息而为台湾提供经济提升的机会，而事实上，这也反映两岸的真实状况，可惜因为它套上了政党的色彩，变成台湾咬定要反对的理念。
北京发表白皮书和台湾大选，就像两道“轰天雷”，震得台湾海峡“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不少人因此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思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作用，有了新的看法。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加以分析和评价这一构思。
政治弹性的极限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当时的中国大陆百废待兴。在意识形态领域，“解放思想”已经蔚为风气，但形形色色的极左思潮也还阴魂不散。就在那春寒仍然料峭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思，以此先在港澳实行，然后用来解决历史上遗留的台湾问题。
北京的对台政策因此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即由“解放台湾”转向“和平统一”。这一转变，反映了当时饱经多年动乱之苦的大陆人民追求国家建设的普遍愿望，也是对台湾民众的一种善意。
在当时中共党内保守势力仍然根深蒂固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构思是一个极为勇敢而又极具创意的设想。
“一国两制”的构思，体现了邓小平“猫鼠论”的治国理念，是其理性务实路线的典型代表作。它既坚持了中国必须最终走向统一的目标，又兼顾了两岸不同的政治现实，目的在于寻求以和平的方式来逐步实现国家统一，从而达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这一构思，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蒋氏父子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肯定，以及相信台湾两千多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情感与认同的基础之上。正是有着这种道义基础，邓小平才能在大陆的政治架构内，将对台统战的弹性发挥到了极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因此成为中共党内的共识。
需要有效的运作机制
大体说来，以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统一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形下才会发生。其一，双方原有条约基础，统一以契约为依据来进行。其二，双方实力悬殊，其中一方慑于武力威胁而“自愿”与另一方达致统一。其三，在国际强权政治的格局下，根据大国之间的协议来实现统一。其四，双方经过长期的经济和文化融合，逐步走向政治上的统一。
在收回港澳的主权上，北京拥有以上的所有要件。清政府与英国签有租约，而且行将到期。港澳紧邻中国领土，大陆要以武力收回并非难事。中英和中葡联合声明签署于80年代，当时北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还算融洽。自70年代以来，港澳与珠江三角洲已形成“前店后厂”的经济一体化。
在台湾问题上，北京所面对的，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
两岸因内战而分隔半个多世纪，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协议可以约束对方。大陆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还未达到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地步。中国统一涉及到许多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仅美国、日本，很多国家都不希望两岸真正实现统一。90年代以来，两岸之间的交流，受政治因素的严重干扰，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过程步履维艰。
为了因应两岸之间错综复杂的现实，北京在对台政策方面，便有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宣示。不过，这一威慑是以台湾宣告独立和外国入侵为条件，对统一并没有形成收紧的力道。它所留下的空间，便是台湾不统不独的现状。自90年代起，这种极不稳定的不统不独状况，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下，又逐渐具有“独”的实质。这样，“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思，在某种程度上，便只成了一个道义诉求。北京因此有了对台动武的新条件。
对现代化和国家统一的作用
实际上，直到“两国论”出台以前，解决台湾问题并非北京的工作优先。由于缺乏有效的运作机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只能提供一个维持台海现状的架构。然而，从时代的背景来看，它偏重于道义的特点，对大陆的现代化和国家统一的进程，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这一构思奠定了两岸能够和平相处的理论基础。两边的中国人，从此有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来开创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纪元。自70年代末以来，两岸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台商源源不断地涌进对岸，为大陆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也为台湾自身产业的升级换代提供了契机。对大陆来说，这20年的安定和发展，尤其珍贵。
其次，它的缺乏有效运作机制，与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刻意模糊歪打正着，正好相吻合，让大陆在台湾问题这个中美之间最为敏感的问题上能有较大的回旋空间，使得中美关系尽管经历各种摩擦，但大规模的冲突却得以避免。大陆因此有了一个有利和宽松的周边环境，来专心从事经济建设，打下了今天的家底。
再次，“和平统一”虽是一厢情愿，却使北京有了足够的时间，来根据缓急轻重的顺序，优先解决好港澳的主权回归。由于“一国两制”本来就是为台湾“量身订做”的，在港澳的实施成功与否，关系重大，“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因此必须确实到位。这是港澳问题能够获得成功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内涵有待扩大
就中华民族来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思不失为一个使其整体利益达到最大化的政治架构。问题在于这一构思从一开始，便被赋予过多的政党色彩。北京先是坚持“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北则宣称是“中华民国”。两岸在几个字上，争执了将近10年。
假如这一构思当初是由蒋经国提出，相信情形便会有很大的不同。台湾人才济济，同样一个命题，如果静下心来，仔细发挥，也能洋洋洒洒，自成一体，为台湾写出一片广阔的蓝天来，为两岸写出一片祥云瑞气来。“一国两制”的架构下，其实有的是空间和时间。台北以小事大，实在有充分的理由，尽量拓宽其内涵，来伸张自己的要求。
如果说“一国”指的是开国业已五千多年的中国，其领土包括大陆部分和台湾，海南等沿海岛屿，“两制”则已是两岸现存的不同政治制度，那么，这样的“一国两制”，其实早已是海峡两边的政治现实。如果对这样的基本事实两岸有共识，那么，进一步商讨今后如何共同缔造一个新的“一国”，也就比较容易顺理成章了。
如果说，“一国两制”的构思过去是北京对台工作政治弹性的极限，随着大陆强人时代的终结，尤其港澳主权回归以后，大陆内部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现在，坚持这一构思更是直接关系到大陆政治结构的稳固。舍此一构思而就“联邦”、“邦联”等的可能性可说微乎其乎。
整合共识，开创未来
现实如此，“一国两制”的构思，也就隐含着台湾重大的政治利益。对台北来说，台海是否安宁，生死攸关。两岸一旦彻底撕破脸，台湾将有累卵之危。假如台北使尽浑身的解数，“隔江犹唱后庭花”，硬是将这一构思彻底否定，那么，北京当局自然落得灰头土脸，但和平的最后一道曙光，大概也将永远消失在地平线上。
最近，大陆方面对“一个中国”的概念有了新的解释，即“一个中国”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表述的调整是很明智的。北京主动退到了“中国人良心的界限”，反而能够轻装上阵，变被动为主动。对台北来说，去掉了一块心病，但对国家统一，从此也少了一份推托之辞。
中国的统一，是一个伟大民族的重新融合，两岸携手，共同迈向一个崭新的时代。新的中国，将如同“凤凰涅槃”一样，从浴火中升腾而起。原有的国家名称，已经不再具有太大的意义。水落石出，两岸对“一个中国”概念的认知差距，似乎正在收近。
现在的问题在于，北京认为既然对“一个中国”的内涵没有共识，那就干脆不说，免得节外生枝。台北却坚持得先说清楚，免得中了埋伏。今后，作为折衷的方案，也许北京会允许表述，但设置某些禁区。这样，双方虽然还会各说各话，但不至于太离谱。
假如两岸能对最基本的事实达致共识，跨出去的，看起来似乎只是很小的一步，但对北京来说，这一步却是极为关键的起点。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将能提供一个今后两岸和平共处的基本框架，两岸交流能因此走上正轨，从而对中国的统一大业具有实质的推动。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思，作为大陆对台政策的主旋律，曾经回荡在台海上空整整一代人之久，造福于两岸勤劳而又善良的中国人，其历史作用是无法低估的。当此两岸关系正处在微妙，但也是极为重要的时刻，愿两岸的当家人为了天下所有中国人的幸福着想，都拿出最大的智能和耐心来，挽狂澜于既倒，让“和平统一”这一中国人的肺腑之声继续成为时代的强音，而不是被谱上历史的休止符。（作者许贻波 美国政府合同管理专家）
（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