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局提出“一国两制”作为两岸统一的模式已经近20年了，一方面固然是不断遭受台湾当局“妖魔化”的结果，不过另一方面对台湾而言也因为中共要求台湾同时接受“一中原则”和“一国两制”的结果，使得台湾处于未谈先降的不利位置，所以此一方案对台湾一直没有吸引力。面对此一情况，对中共而言，似乎也只有强力推销一种办法。个人以为中共必须将“一中原则”和“一国两制”整合起来，使得“一中原则”表现在两岸目前的现状是“一国两制”，至于“统一”的模式，则以汪道涵先生所说“共识统一”，而“一国两制”可以作为两岸关系中的和平架构，取代中共一直坚持的“统一模式”。换言之，中共不妨思考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台湾大学王晓波教授也使用过此一名词，不过他的意思是指“一国两制”是两岸现状的就地合法）取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可能性。

几个积极的意义

　　个人以为将“一国两制”从“统一模式”转变为和平架构，应该具有以下的积极意义：

　　一是不论在两岸当局各自的宪法或是在国际法法理都是说得通的，因为目前在国际上大家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所以没有双重承认，没有两个中国同时提出现在国际组织之中。在两岸政权各有自己的宪法中，两岸之间的主权和领土是相互重迭的，所以在法理上两岸的主权没有分裂，领土没有分裂，只有事实分治，所以“一国两制”在法理上是现实存在的。

　　二是既然两岸目前在事实只是分治，因此两岸之间对等的“定位”就是事实上应然的安排，也是法理上必要的安排。在两岸之间既要对等，又没有国际的范例可以遵循，所以在定位上不妨采取几个方式：可以是“模糊定位”，如国统纲领的互不否认对方为政治实体，或是一个中国原则下的台湾当局与大陆当局对等；采“时限定位”，如在中国完成统一前，一个中国原则下的台湾与大陆的对等，即统一前“一中两治”；也可以是“空间定位”，如在两岸范畴中，中国大陆与中华台北对等；当然也可以是综合以上三者，或其它更多的方式加以混合定位。在国际社会一旦两岸之间确立了法理上的一国和现况上的两制，而且也是两“治”，即确定了现况的一国两制之后，两岸之间互相定位就获得暂时性妥协的方案，则从两岸之间的互动到两岸在国际间的安排，就自然而然必须去讨论从“一个中国，互相排斥”的现象，到“一个中国，互相并存”的新局，甚至是互相协助的模式。

有利于进一步趋“统”

　　三是此时作为和平架构的“一国两制”本身具有过渡性、可塑性的优点，它既可以进一步趋“统”，也可以作为两岸之间既对抗又合作的相当长期性的暂时安排，也只有在此种意义之下，中共所说的在“一个中国原则，什么都可以谈”的承诺才是有意义的，这时如果尚有人质疑“一个中国原则”是否可以谈，那就是推翻自己存在的基础，因为两岸的一切是从那个法理上的“一个中国原则”出发的，更重要的是类似现况的“一国两制”在台湾也可以被认定或书写为一国两“治”。

　　四是在现况的一国两制（治）下，台湾步上谈判桌就不是中共片面承诺台湾六个条件、七个条件，或是几个条件不变，而是台湾自身从现况不变的基础上去争取更多的条件、更好的保障、更佳的处境、更长久的安全，这样“一国两制（治）”就可以就很多解决两岸关系的模式来对话，甚至包括一个中国原则下的“独立”选项也可能有对话的空间，因为在和平架构下的一国两制（治），除了法理上的“一个中国原则”外，在两制（治）之间是两造并不隶属的对等关系，对中共而言，这就是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国统一”的目标区分开来，使台湾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使中共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内，以自身长处吸引台湾。按目前中共将“一国两制”视为统一模式的情况下，对台湾而言，一旦进入“一个中国”原则，就是一个前有狼，后有虎的封闭格局，所以对台湾人民出头天的意愿而言是只输不赢，如果中共愿意将“一国两制”调整为和平架构，代替中共只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强调“现况为两制（治）并存，未来则是开放谈判”，则“一个中国原则”对台湾就是一个可开放的空间，这样的处理肯定比钱其琛的新三段论，比钱其琛七条更具有想象的空间。这就凸显了在港、澳“一国两制”是统一模式，在两岸是和平架构的重大差异。

　　总之，“一国两制”的奥妙在于以统一的形式包容差异，提供差异自我发展的空间，所以“一国两制”提供了动态稳定的可能性，因此此一方案更适用在两岸之间成为和平架构。有此架构之后，一旦统的因素加大，则双方自然而然的合，届时也就无需“一国两制”，如果一时不能合，则此一和平架构也可以充分满足各方的要求，中共当局必须要谨慎考虑此一建议。（杨开煌，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