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阶段：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开始，并以一九九O年四月我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标志，是“一国两制”构想由理论走向实践的重大步骤和体现，它将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整个中方与英方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和立法过程，既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关于“一国两制”构想在理论上的阐述和发展过程，也是这一构想首先在香港和澳门逐步走向实践的过程。香港问题集中地体现和落实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上。一九八五年六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组成后，经过近五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这一基本法草稿，并于一九九O年四月四日获我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于是香港回归尘埃落定，广大港澳同胞为之欢欣鼓舞。不少港澳报刊著文称赞这一基本法，说这是把“一国两制”国策、“中英联合声明”精神，以及香港几百万居民的合理意愿有机地揉合在一起的宪制文件，并将经得起长时间的历史考验。

上述期间，即一九八七年三月，中萄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亦已草签，并将于香港一样制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从“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发展和应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得出以下结论：

（一）“一国两制”构想是和平统一祖国这一战略方针的重大发展，而它目前又是和平统一祖国这一战略方针的核心内容。“一国两制”的提出，使得和平统一祖国不再是可想而不可及的主观愿望，而是合情全理的和切实可行的科学构想。

（二）“一国两制”在香港问题上所体现的原则有三：一是主权必须收回，祖国必须统一；二是不改变香港的现行制度，并充分保证这个地方的稳定和繁荣；三是不妨害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这些基本的原则精神，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对台湾地区同样是适用的。

（三）“一国两制”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我国宪法中已列有有关设置特别行政区的规定。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亦正式就“一国两制”构想有所阐述。这些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四）“一国”与“两制”是不可分割的。香港基本法是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典范，它把坚持“一国”的原则性与实行“两制”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与授权未来香港实行“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和照顾了各方面的利益。

早在一九八四年七月，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基本上已经完成时说：“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人民日报》1984年10月16日）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杰弗里·豪在一九八四年第二次见到邓小平时曾表示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振奋人心的概念，它能够保持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前和以后的繁荣与稳定”。当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后，次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上升到1187.54，成为本年的新高峰。仅一九八四年一年，美国资本投入香港工业方面的即超过8亿美元。（以上均见李宏著：《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据日本通产省发表的数字，截至一九八八年财政年度终结时，日本对香港投资总额已增达61.7亿美元，香港仍然为“日本在亚洲区的第二重要投资地”；仅就制造业而言，日本在港累计投资已增至8.9亿美元，占海外投资总额的26.6%,与在香港占海外投资总额34%的美国，“同为香港制造业最主要的海外投资者”。（香港《华侨日报》1990.1.29）这说明海外资本对香港的未来仍然是充满信心的。一九八七年三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香港进行现场访问，亲睹香港的繁荣景象，对香港前景“表示相当乐观”，这与邓小平的估计，与杰弗里·豪的估计完全一致，看来，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凡是体现了人民意志和愿望的政策，是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欢迎的，是会有生命力的。历史必将继续证明，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国两制”是正确的，是诚心诚意的，是一定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