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在参加“中华文化和两岸关系论坛”前后，在中国作协大楼里，两次邂逅了我心仪已久的一位台湾文学评论家—吕正惠教授，而且攀谈起来，真是宛若“他乡遇故知”。12年前，在北大图书馆台湾文学史书刊阅览室里，第一次读到一本刚刚上架的文学评论集《小说与社会》，作者吕正惠以敏锐、严肃的批评家眼光，扫描评点了台湾文学界当代10来位作家和大陆3位作家的小说创作，给我们这些关注台湾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很好的背景分析材料，而且难得的是这位论者在“序”中开宗明义地声明：“我相信，在目前的台湾，我们需要的文学是写实主义的文学—真正写实主义的文学。文学评论应该反映时代的需要，正如文学也应该反映时代的需要一般。……我相信我们坚持的观点最合乎台湾目前状况的需要。”当时因我读到不少台岛内文笔明犀之作，多出于女性作者，“吕正惠”由名推测以为这位也是女学者。6月份一次作协座谈会上，接过一张“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的名片时，面对的却是刚届“知天命之年”，然而目光如炬、谈兴盎然的吕先生。谈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间台湾现当代文学的潮流，吕教授仍然十分肯定地认为，尽管后来岛内对那一段文学论争有着各种各样的诠释，但不可不认的是，那十几、二十年间，台湾的文学创作主流是写实主义，陈映真、白先勇、黄春明、王祯和等一批作家的作品，是承继、呼应了中国二三十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优秀传统。他同意《夏潮》原总编辑苏黎清在这次中国作协座谈会上讲的，这些代表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宝库中是具有“普世永久价值”的。谈到1977—78年岛内那场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吕教授认为当时无疑是反对日美殖民主义、反对西化为主流的。这股主潮后来到底是在什么力量推动下起了变化呢？吕教授仔细回顾了近30余年来的岛内政治和文化思潮的互动，他认为，七十年代末的“美丽岛事件”，是岛内由“民主运动”转化为地方主义族群矛盾斗争的转折点，和从那时起发难的激化省籍矛盾的政治斗争相呼应，开始出现了叶石涛的鼓吹台湾文学所谓“自主性”、“主体性”的文章，但影响并不大。当时，胡秋原等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不论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制造这种矛盾对立都是很不对头的。到了八十年代末，一方面是民进党的建立组织使“台独”政治活动公开出现，另一方面在文化思潮方面，文学界逐渐有那么一些论者日益热衷鼓吹“去中国化”，“本土化”。带有明显“皇民化”色彩的“笠社”（诗社）当时发表了“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声明，他们讲的就是政治上的“台独”。前卫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文学论集《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完全是这一类“理论”。“去中国化”的文化思潮，显然是在政治方面“台独”势力滋养的背景下而渐行其道的。然而它致命的先天不足是没有文学创作的基础。不仅上述已有的岛内优秀作品都和所谓的“自主性”无涉，大部份有成就作家并不附合这股“潮流”，就是后来新起的岛内年轻一代作者，其创作几乎都扯不上所谓“本土主体性”，而是追求“后现代主义”的居多。“台独”势力在岛内部分地掌权，自然给了鼓吹“去中国化”的文学界人物推动力，他们炮制了《含泪三部曲》、《浪淘沙三部曲》这些大部头的“台湾历史题材小说”，可是光顾者廖廖无几。谈到目前在文学上坚持反对“台独”，在岛内对自己的工作生活处境是否会带来麻烦时，吕教授说，麻烦自然是不少，对自己不断会有压力。比如，我们这些被称为“统派”的学者作家的文章，在各大媒体副刊上登载都有困难，在一此会议活动的场合，他们的口号和煽动性“理论“，不时裹挟着表面上的多数人向我们起哄，（而实际上到了会后，在私人场合就连叶石涛也对我说，真正要建立“台语文学”是办不到的。）更有甚者，吕正惠当了20来年的教授，学术水平在岛内公认是一流的，前15年他每年都评上领取“国科会”的学术津贴（一年14.4万元台币），而近5年里他由清大上报却被“国科会”砍掉了3次，其原因其实就是他写了批判“台独”的文章。可见岛内的“学术自由”和“民主”也要大打问号了。吕正惠教授对这一切泰然处之，他说，鼓噪和裹挟造就不了文学，我该做什么照样做，愿意和谁来往照样来往，我会用我的著作来回报两岸同胞的厚爱的。（国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