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纪念的时候，陈映真在《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一文里，写下了一句充满历史沧桑感的名言：历史给予台湾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以将近二十年的发展时间。陈映真的感慨是有根据的。本来，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随着论争的深入发展和复杂演化，台湾新文学就有了强烈的“中国指向”。现在，弹指间20年过，环顾今日之台湾，人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如同陈映真所说，乃是：“70年代论争所欲解决的问题，却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迎来了全面反动、全面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从80年代开始，台湾岛上兴起了“全面反中国、分离主义的文化、政治和文学论述。台湾民族主义代替了中国民族主义。反帝反殖民情绪被对中国憎恶和歧视所取代。民众和阶级理论，被不讲阶级分析的‘台湾人’国民意识所取代。”就陈映真而言，20年如一日，他密切注视这一变化，锲而不舍地和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堪称今日台湾思想文化战线上以坚决维护祖国统一为己任的最出色的战士之一了。然而，以他的睿智和预见力，大概连他也不会想到，事态的发展，比他在那篇文章里说到的还要严重得多。那就是，“文学台独”有了恶性发展，我们不能不格外加以警惕。在这里，就“文学台独”的这种恶性发展，我谈三个问题：（1）什么是“文学台独”；（2）“文学台独”恶性发展的历史；（3）“文学台独”鼓吹的主要言论是什么。一什么是“文学台独”？一言以蔽之，“文学台独”是“台独”的文学别动队。它指的是，在台湾，有一些人鼓吹，台湾新文学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文学，不同于中国文学也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种“独立”的文学，和中国文学已经“分离”，已经“断裂”的“独立”的文学。其核心的观念，其关键词，其要害，是“独立”。目前，“文学台独”论者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文学的“独立”己经早于政治的“独立”而实现。另一种说法是，文学的“独立”要通过政治的“独立”去实现，有赖于政治的先行“独立”才能“独立”。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文学台独”的鼓吹者都已表明，他们鼓吹的“文学台独”正是整个“台独”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中国文学和台湾文学之间制造分裂的文学版图，是重合和叠化在“台独”的所谓的文化版图、民族版图、地理版图和政治版图之上的。而那文化版图，正是分裂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化的；民族版图，正是分裂中华民族和在台湾的汉族及山地民族住民的；地理版图，正是分裂祖国大陆和台湾岛屿领土完整的；政治版图正是分裂中国国家主权，反对“一个中国”，妄图使台湾省脱离中国而“独立”成一个“国家”的。所以说，“文学台独”是“台独”在文学领域里的表现，是“台独”的一个方面军。鼓吹“文学台独”就是使“台独”文化化、文学化。它是使“台独”泛化到社会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而的险恶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政治“台独”一时无法得逞的情况下先行炮制“文化台独”的险恶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台湾一股“台独”势力一时还不敢公开“明独”，而要先行炮制“暗独”的一个险恶的步骤。因此，鼓吹“文学台独”就是利用文学为政治“台独”寻找根据，制造舆论，就是为政治“台独”张目，为政治“台独”作准备。“文学台独”既然是政治上的分离主义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那么，政治领域里的分离主义，就必定是“文学台独”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了。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对于1942年美国驻外人员策动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让台湾独立的种种阴谋来说，应该划上句号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美、日反华势力和台湾本岛的新老分离主义分子，并不就此罢休。特别是1987年“解严”以后，“台独”势力披着“争民主”的外衣，扫着“民主”的旗号，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直到以“台独”为政治纲领的民进党的成立，以及2000年陈水扁的上台，这种政治上的分离主义在文学领域中及时地得到了反映，这就是“文学台独”恶性的膨胀，形成了一股反民族、反中国的思潮。迄今为十，在台湾这股“文学台独”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叶石涛、彭瑞金、张良泽、陈芳明等人。二1977年，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最早敲响了“文学台独”出台的锣鼓。二十多年来，“文学台独”的发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乡土”向“本土”转移，进而抛出了台湾文学“主体论”；从台湾文学“主体论”进而鼓吹“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论、文学“两国”论。第一阶段。70年代到1987年“解严”，从“乡土”向“本土”转移，进而抛出了台湾文学“主体论”。“乡土”，在文学上的含义，乃是作家作品表现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上的地域色彩。叶石涛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里，却从“乡上”衍生出一个“台湾立场”，“台湾人意识”，说什么，台湾人虽然在民族学上是汉民族，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发展了和中国分离的、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叶石涛的文章发表后，陈映真立即写了一篇《“乡土文学”的官点》，一针见血地指出，叶石涛的看法“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针对叶石涛的谬论，陈映真辨正说：“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紧跟着叶石涛的是彭瑞金、陈芳明。他们的文章是替叶石涛来回应陈映真对《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的批判的。1984年，陈芳明的《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文，又使“文学台独”的“乡土”，转移为“本土”，强调立足于台湾本土，而这个“本土”并非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叶石涛当时就今《台湾小说的远景》一文里对“本土”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具有浓厚的“去中国中心化”色彩的“自主性”（Originality）。这所谓的“自主性”，正是台湾文学“主体论”的核心精神。第二阶段。1987年“解严”以后，从台湾文学“主体论”，进而鼓吹“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义学”论，文学“两国”论。经过叶石涛及其追随者彭瑞金、张良泽、陈芳明，香火再传到游胜冠等人，这老、中、青三代“文学台独”势力的代表人物，把“文学台独”的思潮与活动，推向了极致，以至于早在1995年，他们就公然叫嚷“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台湾新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中国文学与日本、英、美、澳洲文学一样，是属于外国文学的”；公然叫嚷“再殖民统治”，最后使得台湾彻底与中国“分离”，台湾文学最后与中国文学彻底“分离”；还公然叫嚷“‘中国’就是台湾走向独立、自主最难摆脱，也最难克服的障碍”，“‘中国’因此变成台湾各种本土化运动所要对抗的‘中国文化帝国主义’。‘中国霸权’，成为台湾、台湾文学追求自主、独立历史中挥之不去的梦靥”。在此期间，彭瑞金在《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1997年8川新版的《自序》里，正式提出“设立台湾文学系”，就是要将大学里原有的中文系视同外国文学系。这是“文学台独”从“乡土”、“本土”最后走向“独立的台湾文学论”的一个信号。近期，台湾教育当局加速、加强了在高校领域中的台湾文学系、所的创设，“台独”派的台湾文学研究大有全面占领台湾文学教育的势头，形势更为严峻了。三“文学台独”的炮制者和鼓吹者，痴人说梦服抛出的思想和言论，主要之点是：第一、台湾新文学诞生之初，就是一种多源头、多语言、多元化的文学，其中，中国新文学的影响远不如日本等外国文学影响大，甚至于，张我军受祖国大陆五四文学革命影响而提出的台湾“白话文学的建设”，是一条“行不通的路”。这是要从源头上割断台湾新文学和祖国大陆新文学的血缘关系。第二、台湾新文学的历史发展，就是文学中的“乡士意识”向着“本土意识”、“台湾意识”、“台湾文学主体论”的发展。其间，30年代初的台湾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的论争，40年代的《新生报》《桥》副刊上有关台湾文学属性的讨论、70年代乡土文学的论争，还有吴浊流、杨逵、钟理和等作家的思想和作品，所有重要的文学现象，全部被篡改了历史，扭曲变形，歪曲了本质。这是要从流变过程中割断台湾新文学和祖国大陆新文学的血缘关系。第三、与这种“源”、“流”的分裂割断相呼应，还特别串通日本反动学者，美化“皇民文学”，为“皇民文学”招魂。第四、为“独立”的“台湾文学”寻找“独立”于祖国统一的汉语言文字之外的语言文字书写工具，又肆意抹煞历史、歪曲事实，反科学、反文化地将台湾岛上普遍使用的汉语闽南次方言和客家方言说成是独立的“台语”，鼓吹“台语”书面化，鼓吹另造“台语文字”，以便创作“台语文学”。第五、为了使“文学台独”得到文学史论著作的学理支撑，又特别鼓吹用分离主义的文学史观和方法，构建和写作以“台湾意识”对抗“中国意识”的“台湾文学史”。这些谬论，集中到一点，就是鼓吹台湾文学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文学，是和中国文学已经“分解”、己经“断裂”的“独立”的文学。这样的谬论和活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后果。比如，它遮蔽了历史，误导青年一代对台湾新文学的源流、本质及其具体史实的认知和认问；又比如，它在文学教育、文学研究体制上诱导一“独立”于中文系、所之外的，与中文系、所分裂为“两国”文学系，所的“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再比如，它导致了台湾当局禁用祖国大陆通用了几十年并得到国际公认为标准化汉语拼写的汉语拼音方案，进一步为“创造”“台语”文字、炮制“台语文学”作了准备；还比如，它由美化“皇民文学”而美化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美化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更为严重的是，它用这种喧哗的杂语，用这些鼓吹“台独”的文章，毒化民族感情和社会普遍心理，从心智上摧残统一的民族文化；这都促使我们要大力开展对“文学台独”的批判和斗争。现在，“文学台独”势力己经向全中国人民，向中国文学史学科，向中国文学史论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挑战。比如陈芳明，1999年8月在他的《台湾新文学史》的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里说，他的台湾新文学史的构建与编写上作还面对着另一种挑战。他板着一副“外国人”的面孔，耍着一口与中国人为敌的腔调说：“挑战的主要来源之一，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在最近十余年已出版了数册有关台湾文学史的专书”。使他倍感恐惧的是，这些著作，“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环，把台湾文学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存在，甚至认为台湾作家永远都在期待并憧憬‘祖国’”。陈芳明诬蔑这种见解“只是北京霸权论述的余绪”，“中国学者的台湾文学史书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新殖民主义，”对于这样的分离主义的思想和活动，我们是不能不加以批判的。（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