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台独”作为一种反对中国统一的分裂运动，其中包含了许多的层次和面向。上一世纪末陈水扁终于在“独台”力量和“台独”力量相结合的情况下，获得台湾的主导权，虽然由于外在内在的压力，使得陈水扁不得不在去年的“5·20”作出“四不一没有”的宣示，因此使得“台独”者掌权也无法公开宣布“台独”。面对外在形势不允许的情况，他们就移转目标，在内政上作努力，以便改造台湾民众的认知，这些举措包括：政务官带头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尽可能少用“中华民国”或是混用“中华民国”与台湾作为“国家”名号，大幅修改中小学的教材、教科书，以本土化为名区隔台湾与中国大陆，甚至以DNA来证明闽南人、客家人是非汉族等等。这些措施最大的好处是以内政来建国，既能不得罪美国人，也使得中共没有办法加以反对，一般称之为“文化台独”，因为这是台湾的内政。“文化台独”如果因本土化而逐步合理化，则“文化台独”的为害之深是可以预见的，因此理应定对策，早日因应，这是十分合理的忧虑。不过个人以为以“文化台独”来概念化陈水扁政府的内政作为，似乎并不贴切，因为在台湾作为一种有特色的文化加以提倡，这是无可厚非的，若是利用文化的差异去区分两岸的差异，从而去鼓吹两岸的对立和冲突，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完全枉然，因为台湾的文化来自中国大陆，是闽南文化的一支，这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如果以文化本土化来对抗文化中国化的结果，必然可能出现朝向更强烈的中国化或是反本土化的虚无化的两种结果，当然这并不是说新政府的文化作为对长期的两岸关系没有影响，而是说从“文化台独”的角度去了解，台湾新政府的内政作为并不能真正掌握其本质，从而提出有效的对话来调整和化解两岸的矛盾。个人以为新政府在内政上反中国的政策本质是掌握历史—台湾历史的解释权，只有透过历史，才有可能去塑造新的认同，才有可能将反中国的斗争长期延续，因此应当称之为“历史台独”。一、历史与政治（摘要）历史毕竟和自然科学有异，历史不是过去的事实，只能是过去的若干事实，而且是这些被选出的事件中的部份事实，同时又是这些部份事实中史学家将之重组的事实，特别是从历史研究落实到历史教育时，又会加上相当主观而且是立场鲜明的历史解释。从历史到事件中间，至少有以下的环节是无法真正比照自然科学。第一 对象的重大差异；第二 选择哪些事件；第三 重组事实的角度；第四 历史教育中的化约与解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十分重视其历史教育，因为历史教育明显地具备以下的重要功能：1、塑造民族记忆：这是政治利用历史最主要的方面之一，举凡政府所鼓吹的民族主义、爱国情操、历史责任感、国家的由来、国土范围等等，无一不是来自历史教育。2、体现政治价值；3、典范人物的塑造。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将历史区分为两大类，一为研究，一为教育。就历史研究作为学科而言，其研究方法、研究途径和研究兴趣必然受时代的影响，而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响，只是政治对历史研究有时是隐性，有时是显性，有时深，有时浅，有时是自觉，有时是不自觉的。就历史而言，几乎是政府“政治社会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很难不为政治服务，特别是在小、中学校的历史教育更是如此。三、“台独”史观之评介“台独”是一种政治信仰，他们认为台湾不属于中国，台湾自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谓“台独史观”是指那种企图以台湾的史料来证明台湾不属于中国，以便为“台独”政治主张寻找证据和历史合法性的一种解释台湾历史的观点。依他们的史观，台湾的历史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台湾是无主之岛。依他们的看法，台湾历史的起点不在三国，而始于明末清初，台湾人不是汉人所发现，而是葡萄牙人所发现，台湾自古是一个无主之岛。第二：外来统治。台湾人民从不是自己的统治者，所有历史上的统治者都是外来政权。第三：仇视中国。在史上所有的外来政权中最差的政权是中国人的政权，时至今日，世界上唯一打压台湾，企图“侵犯”台湾的也是中国政权，所以我们必须仇视之。第四：悲情之岛。从历史上看，台湾自古为陆权国家的边陲海洋国家的要冲，因此要么不受重视，要么只当过客，因此也没有真正的开发，近代以来成为陆权、海权国家相互争夺的辐凑之地，常年不安，因此养成一种现实主义心态，大家不知爱惜此地。从以上的四点特征而导引出台湾追求独立的必要性，如果不能独立，则代表台湾仍然是受制他人，自己无法当家作主，仍将受制于人，不能安于此地，因此台湾独立的诉求就出现了合理性，他们认为唯有“独立”才是真爱，只有“独立”才能走出悲情，所以谁反对我们独立，我们就应该仇恨谁，反抗谁，逐步形塑“台独”的精神和价值。依据上述的史观所编撰的历史教科书，自然而然地瓦解台湾与中国的血缘、文化的、历史的、价值的关系，也摧毁了台湾是否是中国人的争论，因为在这样的民族记忆下，根本不存在自己是中国人的论述，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是邻国的关系，中国大陆的人不仅不是同胞，而且是外国人。然而相对于“台独”的教育，在中国大陆的历史记忆却仍然强调的是“台湾是中国人的一部份，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于是两岸的人民均将永远地认定自己的记忆是否正确无误的，其结果两岸关系必然将是一种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陷井之中。换言之，在新生的台湾新生代中，如果接受的是这一种台湾记忆，那么两岸的问题必将比现在复杂很多倍，也危险许多倍，因为在“台独”的史观不只是企图建立台湾精神，而且是将台湾精神建立在一种反中国的悲情意识上，其结果是亲中国就是台湾悲情的根源，只有反中国，台湾才能却除悲情，而对过去殖民台湾的日本和目前视台湾为禁脔的美国则是卑恭屈膝，甚而诌媚阿谀，也不会有任何台湾人民加以指责，追求台湾独立的人可以大方地、公开地媚日，将日本视为祖国，如李登辉、金美龄就是这一类典型；他们也可以彻底依靠美国，俯首听命于美国，即使被美国动不动以301警告，也不认为是打压，替美国人消化库存的军火，也不认为这是霸道，反而是甘之如饴的。反之，只要是来自中国，则任何事情都是可疑的、错误的、阴谋的、统战的，这使得中国对台湾形成了除非接受台湾独立，否则就是打压台湾，不理解台湾。在此情况下，统一变成完全不可能，除非中共愿意放弃统一，否则两岸之间的和平也就变成不可能，这还是有形的两岸之间的战争。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历史最后不得不是每个台湾人必须从对外仇视中国，变成对内的自我的对抗与否定，也就是说每个台湾人在“台独”史观的记忆下，最终就必须以此一错误的认知来对抗自己的血统、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俗习惯、自己的思维逻辑，因为这些都是中国的，因此相信“台独”史观的人不得不陷入自我迷失的矛盾，相信或是某种程度上接受“台独”史观的社会也就不得不陷入纷乱、失序和冲突的社会之中。在李登辉后期到陈水扁的掌权，已宣告了台湾社会在某个层面和某种意义上已经接受了“台独”史观的价值，是目前台湾社会呈现于集体迷失的根本原因。基于上述危险的可能性，个人以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台独”史观对两岸关系造成深远的挑战和永久的痛苦，必须认真而严肃地对待，才能将危机化解于方兴未艾之际。四、“台独”史观的其他理论“台独”史观的坚持不但是从历史解释的角度来强调其非中国性，特别也从血统、文化以及史料等方面来证明台湾与大陆之间并无相关性。第一、血统问题：中华民族在历代史就是多种民族的融合，而名为汉人、中华民族，以文化意义为其最主要的基础和诉求。以闽南、客家族群而言，有不少人原本就是越族的后裔，这也不是新鲜的新闻，特别是即使证明闽南人与客家人是与北方汉人有别，但是台湾人的族群依然是来处大陆的闽南和粤东地区，也就说他仍然是从中国地区来的中国人，故而证明闽南人、客家人是越族，不能证明台湾人在文化上、风俗上、历史上就不是汉人。第二、文化问题：不论原住民的文化为何，当初以至后来陆续来台的闽南人和客家人，他们的文化则是不折不扣的来自中国大陆，虽然台湾带来自己的地方性，然而不论是文化的源头，或是文化形态，都和中国文化存在极深的渊源。第三、历史传说：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便是典型的利用此一手法的范本，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证明台湾是“无主之岛”，本不属中国而已。事实上历史，特别是宋元之际不但是史迹斑斑，而且兼有游记、诗文、屯兵戎守、商旅、难民这些史实史物，说明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但“台独”人士却相应不理，而且根本就是扭曲史料的错误。关键问题在于当台湾由“台独”人士掌权，而他们将自己的政治信仰籍由学术的外衣和政治的权力相结合，逐渐经由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来创造两岸人民长期的敌意，这就必须而且终将为两岸带来仇恨和战争的代价。因此我们认为这是极严重的发展，绝不可小视其潜在的、深远的影响力。 以中国人写史来看，中国古代史家叙史的目的是褒贬人物、评价功过，写史的方法是以王朝为中心，其叙事的方式是以人物为中心，是本纪、世家、列传、列志的叙述，因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人的角度来叙史，当然这也不是唯一，还有叙事体例，如左传，还有治世为目的如《资治通鉴》等等，可以说是体例繁多。中国的历史学者应该去思考何以在中国传统如此丰富的后设叙事，到了近代完全西化，完全殖民化为西方的国家论，我们是否应该在西方现代化的史观叙事之后，也能发展一套摆脱国家的羁绑，直指社会，直指人文的叙述史观呢？我们在人民的奋斗中，有对劳动者的讴歌，有对艺术家的敬叹，描述痛苦的挫折，也蕴含了成功的喜悦，此时悲情因素只能成为中国历史和台湾历史的一部份，而不是支撑中国近代史和全部台湾史的支点，此一工作必须从中国起步，从中国开始，因为今日中国也非昔比，固然尚不强大，但也至少半世纪无人敢侮，因此中国人有基础，才有可能认真思考此一问题。个人以为只有使民主的台湾真正阅读到多元的台湾史，才有可能从封闭的情绪的“台独”史中跳脱出来，理性认识台湾，认识中国。（作者系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