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台湾社会上出现一股从文化上“去中国化”的思潮和动向，力图削弱甚至消除中国文化对台湾的影响。去年，陈水扁上台，更加积极地推动“去中国化”，现在已经普遍涉及各个文化领域，事态相当严重。本文通过对“去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的考察，揭示其分裂主义的政治目的，希望能够引起两岸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去中国化”的“理论”在早期“台独”运动的“理论”中，就有所谓“台湾民族论”，企图把台湾说成是一个民族，而与中国区分开来。其主要论点是：台湾人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人和中国人在社会上、意识上已经成为两个不同的民族：台湾人是海洋性民族，中国人是大陆性民族；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已经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台湾住民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形成了“台湾民族主义”。在台湾分裂主义分子“去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中仍然起着指导作用。关于“去中国化”，至今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根据一些“台独理论家”的叙述，大体上可以概括如下：以“台湾民族主义”或“台湾命运共同体”作为台湾“国民主义”的理论基础。从文化上说，台湾拥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即开放的进步的海洋文化，中国文化只是台湾文化的一个部分，台湾文化不同于中国文化；文化认同会被大陆利用成为文化霸权，所以台湾必须“去中国化”。民进党明确提出了其文化政策的政治目的；“民主进步党认为应寻求具有健康内涵之现代国民意识，建立一个多元融合与平等的社会，以建立一个新的现代化国家，这是民主进步党之族群与文化政策主张的基本原则”。“台独”作家李乔更明自指出：“何以要从又化层而来主张‘台独’呢？简言之，因`为这才是‘台独论’的根本。这样的‘台独论’才有效，这样的‘台独论’才能使‘台湾真正独立’，亦即‘台独有意义”，这说明了在文化上“去中国化”的‘台独”本质。“去中国化”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1，主张台湾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文化只是台湾文化的～部分。这种“理论”认为“台湾文化的要素是多元的”，它“揉合了荷兰文化、日本文化、原住民文化、汉文化、西洋文化，中国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这些说法是把不同文化等同地并列起来，貌似客观、公正，其目的显然是有意不分主次，企图削弱主体文化的地位。他们居然把中国文化摆在和于荷兰文化、日本文化同等的地位，这完全脱离了台湾的历史和现实，只要问一下：今日台湾社会是主要使用荷兰、日本的语言文字，还是中国的语言文字，这种有意贬低中国文化的企图就昭然若揭了。至于原住民文化，那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少数民族文化，或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分支，你能说它不是中国文化而是外国文化吗？这种“理论”还认为“台湾文化是在台湾产生的文化，是台湾人共享的文化。”“台湾本文化是属于所有台湾人的文化”。谢长廷明确指出：“台湾在日本强调法治之下己经愈来愈不像中国人了。”上述主张的目的显然是要说明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台湾人应当认同台湾本土文化，而不要认同中国文化。为了不认同中国文化，就说台湾“愈来愈不像中国人”，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愈来愈像日本人了？他们没有明说。台湾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余英时认为“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新枝”，这种说法抬高了台湾文化的地位，而谢长廷却感到不满，他反对“台湾文化被当作中国文化的支流，当成地方文化贬低来看。”他认为要以台湾为主体，“台湾文化本身当然是主体”。在中国文化的体系中，台湾文化不是分支，不是地方文化，还能是什么？这种关起门来自认为是“主体”的说法，显然是不顾历史和现实，不顾台湾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任意割断文化脐带，它只能是一种政治口号，要想作为“理论”，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2，主张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台湾是海洋文化，中国是大陆文化。这种“理论”强调台湾与中国文化的不同，彭明敏认为“近百年来台湾脱离中国，政经社会文化制度已完全不同于中国。”李乔则提出：“在台湾，事实上已具备有别于中国文化、有主体性的台湾文化或台湾新文化。”他们把台湾文化说成是海洋文化，以此与中国文化相区隔。谢长廷指出；“台湾这五十年来的统治者是大陆文化，而被统治者是海洋文化，大陆文化是保守、僵化的，比较不会变动，但台湾民间的海洋文化是冒险的、模仿的、比较求新求变。”他喊出了“海洋文化的新兴国家”的口号，表明了这种主张的政治目的。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是不足为奇的。这种差异和中国文化内部齐鲁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差异相似，这是中国文化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表现。于是，台湾有些政治人物和学者权力寻求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本质差别，他们找到了“海洋文化”，似乎找到了理论依据。关于“海洋文化”问题，我曾经在＜台湾历史与两岸关系＞一书做过仔细分析，这里指出的是，“海洋文化”是不是台湾特有的属性，台湾学者已经有过不少研究，请看以下论述：陈昭南：“中国不只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今日台湾乃是中国向海洋发展所造成的历史事实。”李亦园：中国海洋发展史“如从地理区域的观点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作为海外发展基地的沿海地区，其次是沿海的岛屿，包括台湾与海南岛，再次是非本地的海外地区。”余英时：海洋中国“是从中国文化的长期演进中孕育出来的”，所谓“海洋中国”，包括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向海岛海外发展，郑之龙、郑成功的政权“象征了现代海洋中国的开始”，而台湾“真正成为海洋中国的尖端则是最近四十多年的事”。陈芳明：台湾“一方面背向古老的亚细亚大陆，一方面又朝向浩瀚奔放的太平洋”，因而“不能不带有大陆性的保守与海洋性的开放之双重性格”。许信良：“海洋与大陆的依违游移，就成为台湾历史的一出主要戏码”，“它（台湾）既不完全属于海洋，又不完全属于大陆”。林满红：“将台湾的历史根源窄化为海洋文明实不完整。中国文明是台湾的资产，也是与大陆合作的重要基础。”我想不需要重申自己的观点了，如果“台湾海洋文化论”想要成为理论，至少必须对上述学者的观点做出有力的反驳，可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必须加以“淘汰”或“彻底抛弃”。李登辉曾经公然侮辱中国文化，他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骗过骗去”。谢长廷则要把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分出高低，他指出，从文化角度观察， 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是“文化较低的族群要来统治文化较高的族群”，是“大陆来台的比较野蛮、低落的国民党政权要想控制文化水平较高的台湾人民”。在民进党文化政策白皮书中写道；“过去的‘中华民族—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因为违背了多元融合的理念，并且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必须逐渐彻底抛弃。”他们的政治目的是要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白皮书”还进一步指出；“当前台湾民族主义在最高层次是对中华民族、中国人在及相关的中国政府的反抗。”这说明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文化上开展反对中国人、中国政府、中华民族的抗争，当作“最高层次”的任务。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它的影响扩散到东亚各国，它是不可能轻易地被否定的，更不可能被“骗来骗去”之类无知的诅咒所骂倒的。当然，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任何文化概莫能外。中国文化需要再造，但不能抛弃、消灭。4，主张不认同中国文化，而极力鼓吹认同台湾文化。他们为了“去中国化”，以为只要主观上闭着眼睛“不认同”，再加上行政手段的干预，就可以在台湾社会中抹掉“中国文化”的影响。可是，实践证明台湾的文化无法与中国文化分开，所以有人主张“文化上认同，政治上不认同”。彭明敏指出；“一个人可以为汉族和文化遗产感觉自傲。但同时仍希望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与中国脱离关系”，他又说：“我们可以对汉族文化感到骄傲，但这与国家认同是不同的。台湾现在挥之不去的大中国情结，实在是‘文化种族认同’与‘政治法律认同’完全混淆的结果。”后来他们发现“文化认同”对“去中国化”不利，于是郑钦仁主张：“现在我们不需要再讲‘文化中国’，就以‘华人的文化’来说就够了。”他们担心台湾一般民众“难把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分开”，所以极力鼓吹要“建立 台湾文化的主体地位”。由此可见，他们之所以不肯认同中国文化，强调台湾文化的认同，并不是因为台湾民众不认同中国文化，实际上很多人都认为不能不认同中国文化，只好肯定了“文化认同”，也不是因为台湾民众只愿意认同台湾的乡土文化，人们发现台湾的乡土文化脱离不开中国文化，甚至是“愈乡土愈中国”。他们之所以害怕文化认同，是担心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导致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他们鼓吹认同台湾文化也是为了它的政治目的：从对台湾的文化认同导致对台湾的“国家认同”。从以上主张“台独”的学者和民进党的文件所提出的“理论”中，也不难看出从文化上“去中国化”的分裂主义的政治目的。“去中国化”的实践现在，上述“去中国化”的理论已经化为实践活动，并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应当指出，从许多具体实践中，并不一定能够看清它的政治目的，尤其是不少参与者并不一定具有政治目的，某些活动往往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成份，这样就不容易辨明是非了。为了说明这些实践的政治目的，我们不得不费些功夫寻找证据，以下针对“去中国化”文化动向的一些具体事例进行具体的分析。l，台语教学与通用拼音国民党统治台湾初期，极力推行“国语”，这本来对于不同族群的人们进行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是有帮助的，可是，当局采用的是强制的手段，在学校里不讲“国语”就罚钱、罚站，李登辉说：“我儿子的时代，在学校如果说了台语，则就像日据时代说了台语一样，会被处罚的”。同时，广播电台的“台语”节目也要限时段、跟时量。有人认为这就在社会上造成了“国语优秀，台语低劣”的印象。初期能够熟练掌握“国语”的多是外省人，本省人则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下子还不能适应，在工作上、就业上发生一些问题。于上，一些本省人把外省人看成“支配者”，而自己则是“被支配者”，他们指出“被把支配者被遭出公家机关，教育文化都掌握在支配者手中”。他们认为用统一的“国语”强迫教育台湾民众，是要“消灭方言”，“从根本上切断青少年与母土表情达意的能力”。经过几十年的过程，现在有不少台湾本省人的子弟已经不会说本地话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进行“台语教学”这本来是一个合理的要求。这种请况与中国大陆形成鲜明的对比，大陆也推广普通话，但从来没有采用强制的手段，从来没有轻视或限制地方方言，香港、澳门也一样。各地方言照常流行，即使不少年青人不会说当地方言，人们也不会当作一件严重的事情。台湾人民要求讲本地话，要求自己的子弟学会乡土语言，完全是合理的，谁也无权反对。问题是有些人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了。民进党认为，“国语运动的推行、禁止或歧视使用台湾的语言”，是国民党当局“把特定的中国的形象强加在台湾人身上”的一种手段。他们还把讲“国语”提高到压迫与被压迫的角度来看待，他们说：“‘国语’一直占有主流的支配地位，并有政府命令的保障，“‘国语’的支配力量其实反映了中国在台湾的优先地位，代表了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他们歌颂极端的“台湾人本质主义倾向”，在这种倾向下，“和台湾相关的文化符号则被赋予神圣的位置。闽南语，或通称台语，被当成是认同台湾土地或人民的标准，不会说闽南语被当成不认同台湾，或者轻忽台湾。”有人主张，“未来的国语与官方语言应当重新拟定”，还有人要推行“台语文字化”，主张用“台语”写作。民进党人中有一部分人极力避免讲“国语”，他们在许多公共场合有意地只讲“台语”，因为这是他们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他们主张必须废除所有关于“国语”的规定，各族保存与发展自己的语言。在民进党的白皮书中，他们公然把“保护并且推崇母语”作为对中国人、中华民族“以及相关的中国政府”进行“反抗”的“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由此可见，强力推行“台语教学”绝对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文化问题，其真正的政治目的还在于“去中国化”。至于要使用“汉语拼音”还是“通用拼音”，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本身没有阶级性，作为掌握语言的工具的各种拼音法，更是工具的工具，其本身当然不具有政治性。不能说用“汉语拼音”就是主张统一，用“通用拼音”就是主张独立。问题在于台湾当局早在1999年就已经决定采用汉语拼音为中文译音方案，而新当局却要把它改为通用拼音，动机是什么呢？有人一语道破了它的政治意图：“主要考量是怕台湾被视为中共的一省”，民进党人提出“要国际化不必然要通过大陆”，原来是因为大陆用了汉语拼音。有人指出这种做法“名为尊重本土文化而兼具反共意识，实为‘台独’意识作祟。”2，《认识台湾》教科书祖国大陆一向教育人民要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祖国，各地都编写了乡土教材，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各级教育基本上不涉及乡土的内容。有人站在“台湾主体性”的立场，指控前台湾当局的缺失；“完全没有教育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去认识本土的历史。地理、社会、民俗、语言、艺术等等，导致我们的年轻人并不认识我们自身的文化”。“台湾史被放在中国史脉络中讲授，只讲一点点，又多强调台湾与中国的历史关联，特别是当权者如何发现、开拓、经营、治理台湾，完全不是以台湾为主体来展开叙述，教科书里的历史是人民不在的历史”。“历史系少有台湾史课程，中文系没有台湾文学课程，哲学系也没有研究台湾的思想家”。在当局的控制下，“二二八事件”的研究，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成为禁区。随着本土化的发展，人们提出了解台湾的历史的要求，这本来是正当的。问题在于在编写《认识台湾》教科书的过程中，受到李登辉当局以及分裂主义势力的政治干预。李登辉提出；“我要国民小学教育里多加些台湾历史、台湾地理，以及自己等课程”，在他的影响下，“台湾意识”“台湾精神”“台湾生命共同体”等等“脱中国化意识‘，以及是“台湾的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之类的思想，在编写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主持人之一的杜正胜提出所谓“同心圆概念”，主张以台湾为主轴，结果教材中极力鼓吹“我们都是台湾人”，宣扬所谓“台湾魂”“台湾精神”，把“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这样的名词都删去了。＜历史篇＞的主持人希望能够排除“政治干预”，主张“客观中立”，参加编写的部分学者也能坚持尊重史实、客观公正的立场，但结果还是不能不受到政治的干预。对《认识台湾》的具体意见，我们已经出版过《认识台湾教科书评析》一书，这里不再重复。现在我们要着重看看民进党的态度。民进党在国民党执政时主张“彻底检讨现在国民教育内容中有关的‘大中国’思想，调整关于中国历史与地理的内容教材，代之以与台湾本土相关的内容材料，了解台湾本身族群的历史、社会以及生态起源和发展，使对台湾的认识成为公民身份的重要一部分”。在编写《认识台湾》教科书的过程中，民进党还没有执政，他们不是编写教科书的主导者，但他们主张以“台湾立场”看台湾，以台湾观点看台湾历史，主张放弃“大中国观点”。他们曾经提出“教科书不能由官方制定”。他们对《认识台湾》教科书虽不满意但可接受。因为这些教科书基本上符合民进党“去中国化”的要求。所以，民进党上台以后，便把这些教科书加以使用。3，本土文学论各地都有当地的文学，或称乡土文学，这在台湾已经有过专门的讨论和争论。研究台湾文学当然是需要的，大陆有一批学者也参与了台湾文学的研究。可是，近二十年来，在台湾的文学思潮中出现了“脱中国化”的倾向。例如，宋泽莱指出：“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台湾文学自古就自成系统。”彭瑞金主张：“没有独立自尊的台湾文化，就没有所谓台湾人。台湾文化应该从‘中国人意识’的纠缠中走出来。”林双不则明确地表示提倡台湾文学是为了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他说；“我们希望在我们自己台湾人本身，我们必须彻底觉醒争取自己的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倡创造一种‘新而独立’的台湾文学的最主要意义。”所以，台湾学者石家驹评论说：“随着80年代以后台湾独立运动和‘理论’的发展，台湾文学的‘本土论’、台湾民族论、台湾文学的‘去中国’‘脱中国’论也陆续登场”，他指出“台独文论”的反动性和倒退性，即从乡土派反帝论基础上的中国民族论，倒退到台独派不反帝、亲帝国主义、反共反华的台湾民族论。一方面要把台湾文学变成反民族、反中国的文学，另一方面却把40年代初台湾“皇民文学”予以正当代与合法化。大陆学者朱双一也指出；“（台湾）部分作家甚至企图通过对已被偏狭化了的台湾意识的强调，为社会上日益膨胀的政治离异运动服务”。4，其他各项本土研究台湾从事本土古迹，民俗、收藏的研究，开展台湾史、原住民、“二二八事件”、客家以及义民爷信仰等本土问题的研究，这本来都是正常的现象。编纂县志、县史更对当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祖国大陆各地都成立了方志编纂机构，进行了大量工作。问题在于鼓吹者和主导者往往带着政治目的，请看以下事实；林美容认为，近年来台湾史研究的热潮是在“国家主权意识逐渐强化”的条件下展开的。她说：“如今‘台湾人’的意识，已经胜过50年来国民党政府所一再灌输的‘中国人’意识，也早已洗脱战争时期日本殖民政府所灌输的日本国民意识，更已经超脱了强调血统的‘中国人’论，明白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示坚持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正在形塑当中”，“台湾史研究的热潮正是在这几年澎湃的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统独的斗争以及台独主张破茧而出的过程当中爆发出来。”可见台湾史研究是和政治分不开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从事台湾史研究都带有政治动机，但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去中国化”。“在台湾史热潮之下，有些民进党主政的县市政府纷纷著手编纂县志或县史、乡土教材及母语教材，教育部也通过在国民中学设立‘认识台湾’课程。”民进党对此感到兴奋，他们说：“各大学学生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挠，纷纷成立了‘台湾研究社’，试图找回台湾在历史思想及生活的主体性。台湾史研究也从冷问学科变成热门学科。‘二二八’研究、台语研习、台湾文学、美学、台湾人传记、台湾乡土艺术民俗等的研究，汇成一股潮流。这种情形。其实可以称之为一种‘自我意识’的重新发现与再创造。”他们认为这些事实表明，“台湾人意识”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取得优势，必将形成政治生态的改变。同样的，古物发掘、民俗考察、古迹维护、民艺收藏乃至民间信仰、社区公众的祭祀活动，歌仔戏，本地歌曲、歌谣、当地武术等的搜集与研究，都与自我认同、增强社区意识、乡土认同相联系，目的是“培养社区集体感情和社区认同，促进本土意识高涨和本土认同”。为什么要强调本土认同呢？林美容认为，国民党当局“一味灌输中国人、中国文化与中国意识，造成台湾人民在现实的‘国’与理念的‘国’之间迷乱恍惚，无法自我认同”，她极力鼓吹本土认同，排斥中国意识，是为了使大家能够认同“台湾这一个我们生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就是我们的国”。总之，通过文化认同和共同体的认同，达到“国家认同”，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所在。5，原住民研究原住民，原称高山族，实际上分属9个不同的族群，他们是较早就居住在台湾的少数民族，现有人口大约36万人。对原住民的研究早已开始，也取得不少成绩。祖国大陆对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专门的研究，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这项工作完全是必要的，正当的。可是，台湾有人出于分裂主义的目的进行这种研究，他们认为“把原住民加进去，台湾就和大陆不一样了”，“台湾人与平埔族通婚育了新血统，就不属于中华民族”。他们把高山族说成“原住民”，目的是要成立主权独立的国家。可见他们已经把原住民的研究纳入“去中国化”的轨道。在陈水扁主政下的台北市当局，决定把“介寿路”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曾经引起两派不同意识形态的支持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学者指出，这次改名形式上由民众决定，实际上“由上位者透过权力来召唤或标示，权力是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有人认为改变地名，是“跳脱汉族本位的思考”，“将有助于国人的土地、国族认同，强化台湾共同体的塑造，营造有特色的台湾文化性格，有利于国家未来的发展”。对于更改地名本身，我们不想表示什么意见，但显然这不是简单地更改一个地名而已。正如台湾媒体所说的，把“介寿路”改为“凯达格兰大道”，和把“台北公园”改为“二二八纪念公园”一样，都是“政治意义挂帅”。6，亲日反华的言行李登辉受过皇民化教育，对日本殖民者很有感情。他自己说：“我接受正统的日本教育，当然也深受日本传统的影响”，“我向来热衷研读日本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所以日本思想对我影响很大”。他公然鼓吹“殖民地时代日本人留下的东西很多”，“日本在台湾所做的一切都值得在历史上好好记上一笔，一定要让台湾青少年知道日本人曾经在这里做过了不起的事情。”在亲日的同时，他又极力反华，他把中国文化污蔑为“大中华主义”，进而主张要“摆脱大中华主义”，从而摆脱“一个中国”，直到摆脱中国。在1995年纪念马关条约一百周年时，台湾曾经举办研讨会，邀请美日等国反华亲日的学者参加，他们一同歌颂日本对台湾的统治，说它“使台湾接受现代化”“接受法治观念”，同时鼓吹“台湾管辖权不属于中国”，“台湾可以成为标准的国民国家”，叫嚷“独立才是台湾的常态”。当时台湾舆论界就批评说，“朝野间充斥一片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歌颂阿谀，视马关条约的百年纪念为欢庆而非耻辱”，“只记得满清中国割台，对强占台湾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无一语责难，反而像充满了感恩怀德的心情”。与此同时，由主张“台独”的“台湾教授协会”公然主办“告别中国”大游行，他们唱起日本军歌，高喊“告别中国，台湾独立”的口号，一时间“去中国化”行动形成了一个高潮。最近，随着日本右翼作家小林善纪＜台湾论＞的发表，台湾又掀起了亲日反华的浪潮。新当局的“国策顾问”许文龙在＜台湾的历史＞一书中说：“日本统治台湾时，台湾经济很繁荣，社会非常富裕，简直与天堂相去不远”，“日本的台湾统治确实称得上全世界最有良心之举”，李登辉对此表示“百分之百的同意”。另一个“国策顾问”金美龄则公然宣称她不是中国人，她为拿“中华民国”护照而感到耻辱，要求通过公民投票把“国号”改为“台湾国”。她的言论受到台湾公众的谴责，可是，陈水扁却表示他要“誓死捍卫”这样的“言论自由”。台大教授李永炽表示，＜台湾论＞阐扬台湾意识及台湾精神，鼓励台湾人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也贬抑大中国意识对台湾的影响。这说明＜台湾论＞符合“去中国化”的要求，因而得到岛内分裂主义势力的呼应。“去中国化”的实践几乎已经遍及所有的领域，不能不令人关注。几点看法第一、“去中国化”的政治目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台湾社会确实出现了一般从文化上“去中国化”的思潮和动向，它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动向，其目的是通过文化上的“去中国化”达到在政治上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第二，“去中国化”的形成原因：“去中国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需要具体分析，在揭露其分裂主义目的的同时，还应当考虑到它的历史背景，才不会把比较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第三，“去中国化”的图谋是不能得逞的。所谓“台湾文化”，主要来自中国的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这二者都是中国文化的分支，也就是说，台湾文化的主体是中国文化。如果除去了中国的语言、文字、人名、地名、书籍、媒体、文学、历史、风俗、习惯等等，台湾文化还剩下什么呢？难道成为日本文化或美国文化了吗？实践证明，从以上各个领域‘“去中国化”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第四，需要强调的是，在台湾，有许多参与上述文化活动的人士确是学者或普通百姓，他们并不是分裂主义者，他们或是从学术角度从事研究，或是把所从事的文化活动当作自己的职业或事业，他们并不一定看清当权者、主持者的意图和政治的干预，他们也不一定按照当权者的意图办事。即使有些人在观点上和我们不同，也是属于学术问题，不一定带有政治目的，或与“统独”有关，有必要认真考察、区别对待。更不能把主张讲台语（闽南语）、用通用拼音、参与编写《认识台湾》教科书、从事台湾本土文化研究的人，一律看成是主张“台独”的人，或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都当作“文化台独”。不同性质的分歧，有必要予以分清。（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