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人”一词由于台湾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定义及内涵也不单一。表面上，“台湾人”似乎是指住在台湾的居民，从大陆的眼光来说，有点近似中国的地方人士，就像福建人和广东人一样，或者更像是香港人、澳门人一般。事实上，台港澳三者常被规划在一起。（二）、虽然如此，台港澳的划分只是反映大陆处理风外关系和行政管理所根据的政治现实，它不可反映这三者不同的历史境遇和精神状态。举个简单的例子，港澳人士来大陆使用“回乡证”，台湾人士来大陆使用“台胞证”，基本上符合情理逻辑，可是如果宋美龄、或在世时的陈立夫、何应钦等人来大陆也使用“台胞证”，虽符合规定，却令人莞尔。（三）、这正是台湾与港澳不同的是，它曾被日本统治半个世纪，光复后接着碰上国共内战，卷入内战时期的政经混乱和种种悲欢离合，然後又成为南京政府的避难和复兴基地，实质上政治和经济上又与大陆彻底切断，接著再经过冷战和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直到今天再面临未来前途的重大选择。这些不同的历史切面造成不同的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有着明显的分现象，因此应先予以澄清，如此谈到闽台交流才能知道跟谁交流以及怎么交流。（四）、首先谈日本统治时期，殖民主义是一种侵略的思想和行为，不过殖民和赤裸裸的战争仍然是不同的。战争是纯粹的烧杀和毁灭，留下的只有泪水和仇恨，殖民则不然，它在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之外，更重要的是心灵侵略，殖民者透过现代化的工程，兴建学校、医院、下水道、桥梁、工厂等等，灌输被殖民者“如果没有我们，你们永远‘落后贫穷’的思想，被殖民者接受这种思想，是殖民秩序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与大陆外国租界的买办不同的是，买办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也知道自己面对同胞的敌意，但被殖民者则是从小被灌输不同的认同意识，作为心灵成长的重要部份，即使长大以后认识到事实后出现反弹，年少对殖民者的崇拜也转换成深刻的爱憎情结，是爱、是僧，则视不同的环境体现。（五）、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到了第三代出现了最显著的效果，因为那时日本的力量最大、殖民统治最坚固、殖民教育最完整。更关键的是，那时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在台湾实施严重的军国主义教育，学生们接受了日本军事训练，随后又被征调与日军并肩作战。毫无疑问，战争是意识形态洗脑的最佳工具，日本统治末期，15岁至25岁城市知识青年深受影响，尤其从南洋退伍返台的前台籍日本兵在二二八事变中是暴动的主要力量。即使到了今天，每年仍有少数老迈的台籍日本兵举行集会，挥舞太阳旗。（六）、这股军国主义的力量有多大？答案是“很有限”，在更多的情况下更是“微不足道”，他们局限在日据代上流社会、城市等范围，但因属于菁英分子，所以声音比较大。国民党来台以后，这股声音遭到压制，其存在未被认识，不过李登辉掌权后，透过民主化的强大政治动能以及操控庞大的国民党机器，顺势将这种背景的思给养放进去，甚至摆进中学教科书，以致于产生所有日据时代台湾人都是这种想法的错误印象。其实这种背景的人均已年迈，来日不多，而且并非所有台籍日本兵都是这种想法，将日本视为家破人亡的肇因者的人仍居於多数。李登辉下台后，他们在社会力量中的真实此例将会浮现出来。（七）、国民党造台以后，实行的是“反攻复国”的政治、军事和教育政策。就如上面说，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白崇禧、孙科等人从不是“台湾同胞”，即使廖承志发表写给蒋经国的公开信，也不是当他是“台湾同胞”，而是与自己生命历程中高度重叠的“自己人”。这正是问题的核心，国民党高层集团不是“台湾人”，而且为了贯彻他们的政策，他们必然会想方设法使其他人跟他们有着一样的想法，他们期望自己心靈的一切印记能够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下一代，包括辛亥革命、国耻、抗日、剿共、反共等等。一般人多半将注意力放在国民党教育中的“反共”，而忽略了“反共”是以“坚持正统中国”为号召力的，包含强烈的中华历史和地理意识，加上经济成就带来的政治的正当性，两蒋时代的教育形塑了二十世纪下半世纪台湾的主流意流形态。就世代的分野而言，光复以后出生的人不仅是“台湾同胞”，也是道地的中国人，大陆籍的后代受父母的直接影响，不仅有著浓厚的中国意识，甚至具有一部份当年主政中国的记忆，如同许许多多的“小蒋经国”一般，他们不只是“地方人士”，而是在精神领域上常有“中央人士”的傲然。即使是本省的年轻一代，年幼时耳闻父母偶然的亲日言论，但在当时大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也养成浓厚的中华思绪和情感，国民兵役制度更确立了这种意识形态。（八）、就如同所有政权迭替一样，上层的更动之外，民间社会有著自主的生活规律，台湾底层社会的主体从明郑、清代、日据、国民党至今并没有太大的变动，它是以闽南人和客家人为主，充满浓厚的汉文化色彩，信奉妈祖、关公等神祗，有著地方方言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态。这个阶层占著人口的最多数，有著自然的地方感情，对政治权力的更替反应被动。（九）、民进党主张台独，许多人对它的文化和精神内涵感到不解。事实上，民进党本质上即是闽南宗法社会的代表性组织，它的最大政治动员力是地域情感，它的原始政治和经济思想和行为模式与传统中国农业社会中任何地方村落领袖并无二致，其心理特徵在於排斥外乡力量的进入，山头主义以及见风转舵舵等。尽管一些人试图将闽南社会划分成另一个民族，但效果有限，尤其两岸三通後，这种虚假的划分将被轻易地摧毁。简言之，当今主流台湾最主要的精神结构是现实的政治选择加上闽南地方主义，这也解释了陈水扁的大陆政策会出现前后摆荡的情况，因为三通会增加现实利益，可是会威胁台独假装地方主义为民族主义的作法。（十）、最後，日据统治的第三代一如上述，那么国民党统治的第三代，今天二十岁至三十岁的人又如何？作为国民党教育政策的延伸，文化上他们十分中国。在知识青年中，许多年轻人原有的闽南语言文化特征甚至大为弱化。他们的国语在中国长江以南的同辈中是说得最好的。不过政治上，他们受到李登辉时代台湾主体论述和政治氛围的影响，加上台湾与大陆事实上的长期分离状态，他们对大陆较低陌生，无论是本省人或外省人，他们均有强烈的台湾意识，不过文化上却有十足的中国色彩。总的来说，他们成长在和平时代，所以意识形态不强，真正关心的是诸如社会资源分配正义以及自己的工作前途的实际问题。近年有“哈日族”的现象，其实那是流行和消费现象，每一个年轻人离开学校以后都很清楚，他们不可能在日本找到工作，不过他们有可能去大陆工作或开公司，因此在什么地方能完成自我实现将决定他们最好的政治态度。（十一）、回到闽台交流的主题，闽台交流实际上是大陆和台湾交流的一环，因此必须在两岸交流的有利环境下，谈闽台交流的技术性问题才有意义。首先，中国大陆本身的吸引力是两岸交流和统合的关键因素，如果先进国家在大陆的使领馆门口永远挤著申办移民签证的人潮，期待台湾人（不管其背景如何）主动热情地拥抱大陆显然不切实际。只有在大陆更发展、更走向法治、更宽容异己，两岸的统合将更加速。在这个过程中，福建可扮演积极的角色。（十二）、福建应大量投入基础建设，尤其是旅游方面。在三通以後，福建基于地利之便必然成为台湾人周末旅游的最佳地点。尤其它对于吸引台湾闽南社群具有天生的优势，有三个方向值得去做：1、规划诸如湄州、漳州、漳浦、泉州等“原乡之旅”，吸引台湾中南部的旅客。2、规划包括台湾在内的闽南文化研究团体、举办各种活动，大量推广南文化研究的成果。3、在福建沿海地区规划大量的农业区域，提供台湾农业经营者最大的诱因，作为两岸进入WTO，台湾农业生产大规模转移至福建的准备。这三项工作虽然属于地方，但基于台湾历史背景和两岸交流的重要性，应当成中央层级的首要事务来办理。（作者系台湾文史研究室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