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底，我从北京到上海担任林彪内勤的时候，林彪住在徐汇区太原路的一座房子，那里的内勤有两个人，一个叫刘文儒，一个叫屈真。我去了以后，与刘文儒一起照顾林彪，还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渐渐地林彪也找我记录他口述的一些东西，誊抄他报送毛泽东、中央或中央军委的信件、公文稿等。

　　林办工作人员大体分为四摊，即秘书、内勤、警卫人员和外勤。内勤除刘文儒、屈真和我三个人外，还有王淑媛。我们四个人是林彪一家人的贴身侍卫，所以叫内勤。外勤是指司机、厨师、通讯员、管理员、锅炉工等，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不经传唤不进内宅，所以叫外勤。

　　内勤除负有一般性的近卫安全职责外，主要任务是负责林彪的饮食起居、健康护理、传唤接待等。除王淑媛外，我们三个人都是从部队挑选的现役士兵。刘文儒、屈真两人都受过专门的医护训练，有一定保健知识和护理经验，唯我是个门外汉。刘文儒是内勤组长，每天要记载林彪的《病程日志》，像朝廷的史官一样，把林彪当天的主要活动、言论以及饮食、健康状况等情况一一记录在案，文字简要，是研究林彪的重要资料。

　　1966年8月，刘文儒下部队后，屈真过来照顾林彪，这项工作即由屈真来做。他们两个都是极端踏实、极端细心的人。刘文儒调走后，林彪一边踱步，一边不停地叨咕“大刘，大刘”，一天竟停住脚步问我：“大刘呢？”我说：“大刘下部队了。”他听了仍像犯魔怔一样嘀咕：“大刘下部队了，下部队了。”

　　内勤几个人一天到晚跟林彪一家打交道，几乎像林彪的家庭成员一样，对林彪的日常生活、工作习惯、脾气秉性以及健康状况等细枝末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时时注意。林彪怕风，人从他身边走过时产生的那点“风”，他也会设法躲开。但内勤无论什么时候从他身边经过，他从不会躲。因为我们从他身边经过时都会放慢脚步，尽可能不让风生。林彪爱吃烫嘴的饭菜，我给他送饭时就尽量脚步快点，不让饭菜变凉。林彪入睡后，我们都会脱掉鞋子悄悄离开卧室，然后轻手轻脚地打开客厅的窗户通风、清扫。

　　林彪每年都要去外地住些日子。每到一处，内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扯电线、安电铃。在林彪居住的卧室、活动的客厅、走廊，乃至卫生间，都装上电铃按钮，电铃指示牌装在内勤值班室。电铃指示牌上的每个编号都对应林彪活动的每一个场所，比如，1号牌是卧室，2、3号牌是客厅，4号牌是走廊等等，林彪只要按一下电铃按钮，内勤就会很快来到跟前，把林彪交待的事情立即去落实。

    我给林彪当了两年内勤，1967年起又当了五年保密员。随着时间推移，林彪在我心中的感觉，渐渐由崇高变为平凡，由尊敬变为亲切，由新鲜变为平淡。然而，林彪的睿智、深沉、清廉、奇特，却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林彪不是神，也不是鬼。林彪是人。我在上海见到林彪的时候，他正在客厅踱步。李文普对林彪说：“首长，小李从北京来了，今后就由小李和大刘负责照顾您。”因为是第二次见林彪了，我站着没有给林彪敬礼。李文普告诉我，林彪不让工作人员向他敬礼，林彪不伸手不要伸手与之握手。这样，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七年，就只是第一次见林彪时跟林彪握过一次手，敬过一个礼。林彪看着我，口气和蔼地说“好啊”，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回到内勤值班室没多长时间，电铃“嘟，嘟”响了两下，刘文儒告诉我：“首长在客厅呢，你去吧。”当我见到林彪时，林彪还在背着手踱步。他看见我进来，抬起右手用三个手指在空中连续做了两个捏东西的动作，便又踱步去了。我回来问刘文儒：“首长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刘文儒轻轻笑了笑说：“首长要吃花生糖。给，你给首长拿去，他抓了糖你就回来。”我接过刘文儒递过来的一个糖盒，快步返回客厅，林彪果然抓了两块花生糖便转身离去了。我回值班室也就二十多分钟，林彪又按电铃了，这一次还是比划着要糖吃。从这天起，我知道林彪在踱步时有吃零食的习惯。他吃我们自制的花生粘、炒黄豆，有时还吃炒蚕豆。每次只抓两三颗，但是一天要吃六七次，至于什么时候换样儿，由他说了算。

　　林彪踱步时有个爱好，就是划火柴。我常常看见他在踱步过程中，随手拿起茶几上的火柴盒抽出一根“噌”地一下把火柴点燃，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望着眼前闪动的火苗，然后再轻轻甩动手腕，等火苗熄灭后把冒着一缕青烟的火柴梗凑到鼻子跟前，饶有兴味地嗅一嗅残留的硝烟。

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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