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对日常生活要求如此苛刻，据你们观察，她的身体状况究竟怎样？比如她经常需要吃药么？从江青病历及观察她身体状况，我们认为她确实有病。

　　五十年代一些疾病和特殊的治疗造成她从中年就进入内分泌严重失调。一般中老年妇女内分泌紊乱是渐进的，还会有出汗、心慌、失眠、情绪波动等症状，而江青突然进入这个状态，对精神和身体打击很大。她曾说过当时眩晕使她感到天旋地转，自己不能起床；经常出大汗使她十分怕风；而失眠使她多年来必须借助安眠药入睡，对声音也格外敏感。这些我们都能理解。经过十多年来多位医护、服务人员的有效的治疗和精心照顾，到我们为她服务时，她身体状况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我接手保健工作时江青53岁，那时她没有出现过眩晕等症状，饮食、日常活动都很好。她对感兴趣的事如骑马、摄影、玩桥牌、逛公园等，几小时都能坚持。可是她并没有动手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如穿衣服系扣子等。延续下来的护理方法仍旧照做，一些苛刻要求也丝毫不变，对她的这些作为我是想不通的——这哪像共产党员啊！

　　江青曾诬陷我们给她吃的药是毒药，为此大闹政治局。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强调，她吃的药不是我们护士定的，是由一个医疗专家组研究商定的。我们接触过参与江青医疗保健的专家有吴阶平、卞志强、吴洁、曾诚富、黄宛、洪民、曹家信、孙震寰、高辉远等。305医院院长，曾经做过毛主席保健医生的徐涛，后来也在江青这儿工作过。江青用药的种类和剂量，是由吴阶平召集国内著名医学专家反复商讨制定的。根据江青的身体状况、睡觉情况，制定的处方既科学，又安全，能诱导她安然入睡。对药物疗效和副作用都充分考虑到了，以达到较好的效果。会诊后制定了用药处方，之后吴阶平将专家组讨论的方案报告江青，她看后表示同意。

　　每日镇静和安眠药总剂量是严格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绝不会超剂量。江青的药大致分三类，一是保健类，包括西洋参、复合维生素等；二是助消化的多酶片等；三是镇静、安眠药。取药是到政治局委员专供药房，不到这个级别的领导，必须要中央特批才能到这个药房取药。工作人员不允许用这个药房的药。每次取药必须要两人同去；药量严格按大夫的协定处方。药瓶火漆封口，火漆上还盖着专用章。而且取回的药量大致限制在什么时间段内用完。这些都是保证用药安全的一套措施。虽然江青镇静、安眠药吃的次数多，但每次的量并不大。有些是将药片研成粉末按不同剂量装在胶囊里。这是医生们和药房针对江青的身体状况制定的用药方式，确保安全万无一失。吴阶平是我在江青处接触最多并给我们指导关爱最多的医生。吴大夫医德高尚、知识渊博、待人谦和，善于与不同的人沟通相处，组织协调能力强。毛主席、周总理晚年医疗抢救组都是由吴大夫负责牵头组织的，直到两位老人离世。

　　从1968年开始，江青医疗方面的事就找吴大夫。吴大夫讲话深入浅出，语气平缓，江青见他不紧张，外出到海南岛、上海都请他同去。有吴大夫在，我们就有了主心骨，当江青在医疗上刁难人时，他的承担和解释往往起到化险为夷的作用。大家与吴老的关系非常融洽，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趣事。那次去上海，吴老想买一块上海牌手表。交了饭费后没剩多少钱，吴老只好借钱，我们把口袋里的钱包括硬币都凑给了他。

　　回到北京，吴老拿出他的记账单，逐个还给大家，连硬币都分文不差。那时候，大家不管在京还是出差都按制度办事，按规定交纳伙食费，连著名的医学专家吴阶平也不例外。1999年3月我们到吴老家看望他。提起过去那段工作经历，吴老用了八个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还提到在毛主席生病期间，医疗组日夜守候尽职尽责。江青不但不感谢医务人员，反而威胁说“苏联有个‘白衣党’（指为苏联领导人医疗保健的医护人员)专门害人，我看主席身边就有白衣党，有特务集团”。医护人员人人自危，毛主席得知这件事后当着总理和其他人的面对江青说：“如果说我身边有白衣党、有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这才使江青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些。为高级领导人治病的医生，本来都是精中选精、优中选优的权威。而为江青请来会诊和专科治疗的专家，不知原来是否了解江青的脾气秉性，见面后江青多疑审视的目光、尖刻的言语和苛刻的要求却常常使他们望而生畏。

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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