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卖国贼的重孙女就在我们班。”小学历史课上，老师一边大骂“袁世凯卖国贼”，一边斜眼瞅着袁静。

　　那是1968年，袁静9岁，她如坐针毡，害怕听那些刺耳的话，害怕放学后同学们起哄。当然，她也参加不了红小兵组织。她敏感、忐忑，开始回避这段历史。类似尴尬，她的父亲袁家楫、姑姑袁家倜、叔父袁家诚(后改名袁杰)都经历过。

　　她特别羡慕贫下中农出身的孩子。一次，学校让家长填一张家庭出身表，父母趁姐弟俩睡下，在灯下迟迟没有落笔，她朦胧中听父亲跟母亲说：“这该怎么填啊?”最后还是在家庭成分一栏填上了“军阀”。父母怕袁静难过，就把表装在信封里，封上，让她第二天带到学校。

　　想起这些，袁静多少有些怅然。她妆容精致，打扮入时，红衣黑裙，头发高高盘起，眉眼间甚至有几分韩国女星的味道。一次她和家人去韩国旅行，通关时被误认为是韩国人，海关工作人员让她改走其它通道。

　　她确有1/8朝鲜族血统。

　　在钱袋最紧的时候 他依然保持着气节

　　袁静的曾祖母金氏，生于朝鲜名门。当年，袁世凯被派驻朝鲜时，朝鲜李王将金氏赐予他，他将金氏的两个陪嫁姑娘吴氏、闵氏一并娶过来。在金氏生下袁克文之后，就将其送给沈氏抚养。袁克文极聪明，6岁识字，7岁读经史，10岁即能写文章，自小师从严修等人，诗词歌赋无一不精，琴棋书画俱是行家，尤其在书法、收藏方面造诣颇深，还是有名的昆曲票友。

　　护国运动爆发后，袁世凯一病不起，1916年6月6日去世。父亲过世不久，袁克文的生母金氏也亡故了。他悲痛不已，南下上海。分家后，夫人刘梅真怕他挥霍，为了子孙生计，掌管着大量财产。袁克文有时手头吃紧，就卖字为生。但凡所到之处，都有人向他求字。袁静听奶奶于佩文说，爷爷写字可以把纸悬空，由人拉住宣纸两端，他挥毫淋漓，笔力刚健而纸无损。他有时把纸铺得有一间屋那么长，用1米多长的毛笔，双手抓笔站在纸上写，挥洒自如。写小楷时，常常仰卧床上，一手拿纸，一手执笔，写出的字娟秀工整。当时上海各种小报纷纷请他写报头，有些小说也邀他题签。一次，有人请他给《民国艳史》题写书名，他一挥而就。后来小说出版后才发现原来书中大骂其父袁世凯，从此他就再不敢轻易应酬了。

　　“在他钱袋最紧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传统文人的气节，从不向那些政坛上的过客们伸手、张嘴。当时 ‘东北王’张作霖和山东督军张宗昌都曾经聘请他做高级参议或顾问之类的官员。当然，不过借重他的资格和名气，并非要他做什么事，但都被他一一回绝：二爷不伺候!”《袁克文传》中如是写道。

　　历史的巨变中 他们辗转沉浮

　　袁静的奶奶于佩文与袁克文1927年相识。那年，于佩文18岁，次年生下袁家楫。袁家骝赴美那年，袁家楫正在天津志达小学读书，很快日军全面侵华。1942年，家楫升入天津工商附属中学，当时日伪当局强迫这些年仅十三四岁的孩子为他们搬运军需物资，并强令所有学生学习日文，以推行奴化教育。袁家楫和同学们很抵触，他带头捉弄日文老师，日文课几乎上不下去。日文老师将袁家楫视为捣乱分子，报告日军当局准备逮捕他。

　　袁家楫逃到了山东威海，在刘公岛考入汪伪海军第七期，入水兵科。1945 年10月，国民政府在青岛成立中央海军训练团，将当初在刘公岛学习的水兵们召回集训。1949年，他随军舰撤退到台湾省，后来又被调往中胜舰。当年10月，中胜舰受命驻防马祖岛，舰长乘机到香港运水货走私，袁家楫被派到岸上联络，借机逃走了。

　　他本想投靠家住香港铜锣湾附近的十一叔袁克安，但袁克安几天后去了美国。他便去投靠舅舅，但不被舅妈待见。他想回天津了。一天，他去码头打听消息，遇上一艘从天津开来的船。船上的人说：天津现在好得很，新政府不会找你们麻烦的。1950年6月25日，袁家楫乘船回到天津。赋闲在家时，他开心地教朋友们跳恰恰、伦巴和各种爵士舞。歌舞升平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51年4月，袁家楫被拘押审查。他被怀疑成台湾特务，又被指冒充公安人员，判刑三年。刑满之后，他作为留用人员在多个窑厂、农场改造。20年来，他种田、养猪、烧窑、推轱辘、修水渠、盖房子、开拖拉机……各种体力活都干过。

　　和袁家楫一样，袁家第三代很多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辗转沉浮。有人甚至改姓埋名。袁世凯的孙子袁家诚(袁世凯十子袁克坚之子)曾说：“袁家轮到我们这一代背透了，袁氏家族的好处，我们一点没沾上，袁世凯之孙这个罪名却让我们背了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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