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的门生、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白化文说，在自己众多的老师中，任先生有一大特点别人并不具备。“他实际上指挥组织了很多国家级国学研究项目，比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有一天，白化文接到老师的电话，说《中华大典》的民俗典要交给自己编。“我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就说我哪能成啊。结果，说了半天，他最后撂下四个字：就是你了。我哪敢不接啊。”接下来的日子里，白化文深切感受到，任继愈从来不当挂名的主编。“其他卷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他挑选的，编纂中的原则、方向等重大问题他都亲自定夺，重要稿件都要过目。”

　　同样感受到任继愈如此认真的，还有杜继文。他记得，为了劝说自己参与编纂《中华大藏经(续编)》，91岁高龄的任继愈还在大冬天里，一级一级台阶爬了5层楼，找到自己家里来劝说。而且，在五六个人组成的编委会中，任继愈拿的工资仅仅是自己的一半左右。“他组织大家编辑这些大工程，从来不想钱的问题，有时候晚辈们觉得他有点儿‘愚’。他爱事业、爱国家，却不爱金钱。”就在今年，任继愈已经住院后，还趁身体稍微好转出院时，直奔有关国家领导人家中，商议这部书的编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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