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台湾 一次鲜为人知的演讲

　　见诸报端最少却又声名远扬的学术大家

　　在那些尘封已久的旧报刊中，往往有着许多至今不为人知的史料，常常有着不少至今尚未发现的史事之记载。

　　钱钟书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钱钟书集》业已出版、再版、重版多年，其著述篇目业已为读者所熟悉。那么，钱氏会不会亦有一些“集外文”与“佚文”之类的稀见史料，散落湮没于旧报刊之中呢?

　　长期以来，笔者通过搜集与整理散落在旧报刊中的“佚文”与“逸事”，不但对自身的文史研究提供了更多“新鲜”与“鲜活”的史料，也多次发现《鲁迅全集》《胡适全集》《蔡元培全集》《刘文典全集》《沈从文全集》《徐志摩全集》等诸多近现代名人全集失收的相关文献。

　　遗憾的是，除了发现《清华周刊》上有一些零星“少作”，且皆已辑入其文集之外，其余关涉钱钟书的“佚文”乃至相关报道，都少之又少，几近于无。这样的情形，与钱先生专心学术、倾心治学而少有社会活动，更少有公开发表言论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钱钟书乃见诸报端最少却又声名远扬的学术大家，也是著述极其丰富却又最难于从旧报刊中“辑佚”的著名学者。

　　不过，截至目前，笔者亦有一次颇感幸运的意外之获。那就是偶然在一份1948年4月14日的《东南日报》之上，寻获了一篇题为《钱钟书在台大演讲》的报道。

　　2020年，乃是钱钟书先生110周年诞辰，这一篇70年前的钱先生远赴台湾演讲之报道，竟于故纸堆中悄然浮现，令人唏嘘。谨以此文，怀念先生。

　　赴台演讲谈《中国诗与中国画》

　　关于钱钟书早年演讲活动的史料，可谓少之又少，更何况这还是其早年远渡台湾的一次演讲，实在是闻所未闻，其研究价值自不待言。其原文如下：

　　钱钟书先生，本月一日上午十时在台湾台大法学院作专题讲演。讲题是：《中国诗与中国画》。他含笑向听众说道：我并不想估定中国旧诗或旧画的价值，我只想说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估价。我们研究批评史，还是为了我们自己要批评，我们要了解一个作者而予以评判，有时也该知道旁人对于这个作者的意见。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一种风气之下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材料的取舍，标准的高低，给予他以机会，而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反对这种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推动，因为他不得另开路径，来避免他所厌恶的风气。所以风气是创造上的潜势力，也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往往看不出来。只有读作者同时一般人对于他作品的批评。看他们有什么贬责，有什么赞美，有什么标准和要求，我们才明白作者周遭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比从飞沙麦浪里看时了(解)风的姿态，一时期的风气经过长期而能保持，无根本的变动就是传统;传统常常在活动，一面把规律定得严，限止新风气的产生，一面把规律定得松，可收容新风气。假如这新风气和旧传统太相抵触了，于是文艺思想上就起了革命。新的风气和新的教育增进了人类的健忘，我们对于该传统中的作品当然可作更客观的批评，这种批评也许对于艺术家有新的认识，对于现代更有现实性——所谓不朽的艺术不就是继续有现实性，经得起重新估价的作品么?

　　诗跟画是姊妹艺术，有些人进一步以为诗画不但是姊妹，并且是孪生的姊妹，张浮休《画墁集》卷一《绂(跋)百之诗画》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说到这里，钱先生又举例说：欧阳修《盘车图》诗说：“古画画意不尽形，梅诗咏物无遁形，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这意思就是说，若要看迹象，读画反不如咏诗，因为诗倒具所本有的功用。这种“出位之思”，当然不限于艺术，若照近代心析学派的说法，艺术家的挑选某种材料来作为表现的媒介，根本是“出位”的心理补偿。这个意思在诺娃利史Novails 的《碎锦集》Fragmenet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条里早说明了。

　　钱先生对于“即诗即画”“诗画一律”，都详征细剖，以证明：中国诗画品评标准似相同而实相反，诗画两艺术各抱出位之思，彼此作越俎代谋之势，并引西方美学及文评家之说，以资考镜。

　　上述近千字的报道，严格说来，只是对钱钟书演讲内容的概要性质的简述，并不是完整详尽的记录稿。不过，仅从此报道的基本内容来考察，也至少透露了两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

　　撰文在先，一年后才有同题演讲

　　其一，1948年4月1日上午10时，时年38岁的钱钟书在台湾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演讲，这对于研究钱先生生平乃至编订年谱，自有助益。其二，《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演讲，是在钱先生撰成《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之后不久的一次公开宣讲，为此做一番文本与演讲内容上的比较研究，及至将这一比较研究纳入钱氏学术思想的演进历程的考察，都是令人颇感兴味的话题。

　　一般读者及研究者接触到《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大多是通过《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初版)，此书迭经多次再版重印，流传渐广。《七缀集》乃是钱钟书将其非常重视的七篇旧文结集而成，《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居于书中首位，发表时间也属其中最早者。

　　事实上，在辑入《七缀集》之前，《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又曾辑入《旧文四篇》(上海古籍书店，1979年初版)。据此书钱先生所撰“卷头语”，可知《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最早乃是发表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中的，初版时间为1947年3月。

　　溯源至此，可知《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至迟于1947年初即已完稿。一年之后，1948年4月1日，钱钟书选择以此文内容为基本框架，远赴台湾大学作同主题演讲，足见其对此文的重视。此次演讲，仿佛是《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的“缩写版”，且是由钱氏远赴台湾，现场宣讲出来的“缩写版”，真真是此文诸多版本中最弥足珍贵的一种。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讲演报道发表在《东南日报》第二版“长春”栏目，该栏目是由上海总社陈向平主编的。当时，这一报道通过《东南日报》公开发布，而该报在上海、杭州两地又同时发行，因此在当时整个东南地区应当都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说到这里，就有必要简略说明一下当时《东南日报》总社在上海，分社设在杭州的历史背景了。

　　据考，《东南日报》前身为《杭州民国日报》，初创于1927年3月，本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机关报，后经过体制革新，成立董事会、监事会，成为公私合营的报纸。1934年4月更名为《东南日报》。1937年11月中旬，因日军即将侵占杭州，《东南日报》被迫西迁金华继续出版。1942年5月，金华沦陷前，分两路后撤，一路撤到浙南，先后在丽水、云和出版;另一路辗转到了福建南平，创办“南平版”。抗战胜利后，《东南日报》分两路复刊，“云和版”回杭州继续出版，成为分社;“南平版”则迁到上海，作为总社。可以看到，抗战前后，《东南日报》的组织架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文并供图/肖伊绯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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