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三号坑、四号坑共出土完整器557件(组)，残件1214件 三星堆考古首次出土完整金面具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9月2日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拍摄的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余嘉 摄 昨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召开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通报祭祀区三号坑、四号坑等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三号坑的发掘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2个月内能完成田野发掘工作;四号坑的发掘已结束。 截至目前，三号坑和四号坑共出土完整器557件(组)，残件1214件。三号坑出土各类器物残件和标本共729件，包含铜顶尊跪坐人像、铜祭坛、神树纹玉琮、金面具等。四号坑出土完整器86件、残件1073件，其中有3件铜扭头跪坐人像，人像呈跪坐姿态，身体略向左前方倾斜，头微颔并扭向身体右侧，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 大家都很关注三星堆遗址的具体年代，为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多单位联合开展四号坑碳十四年代研究，得到6个碳十四年代数据，经过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得到其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2966年的时间范围之内，属商代晚期。 铜顶尊跪坐人像 这座铜顶尊跪坐人像通高115厘米，下部为一尊跪坐的铜人，双手合握于身前，头部顶一块方板，方板连接青铜大口尊，尊的肩部有精美的龙形装饰。 其实今年3月这个器物就在三号坑中露出了全貌，但考虑到这个坑的器物和象牙分布非常密集，必须按顺序进行提取，只能先取象牙、再取面具，最后提取铜顶尊，考古队为此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出土以后，考古人员还对器物进行加固，比如针对尊腹部、须部的断裂使用了石膏绷带和竹子进行修复。考古人员研究发现，器物上半部分的尊和下半部分的人是分别铸造，再焊接在一起的，因为尊的圈足有被截过的痕迹，截过之后再被放到人像上面。 文物修复大师杨晓邬曾推测，这个顶尊跪坐人像应该是古蜀国祭祀用的器物，铜人头上的尊一般都是装着酒或者肉。 完整的金面具 三号坑带来的另一个惊喜，是一张完整的金面具。 这张金面具宽37.2厘米、高16.5厘米，重约100克，眉眼镂空，两耳轮廓圆润，鼻梁高挺，嘴形大而微张，造型威严神圣。出土时，这件金器仿佛一张稿纸被揉成一团，难辨形状。修复人员用不到一周时间，一张完整的金面具缓缓呈现。 据介绍，这件金面具的面部特征与三星堆此前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形象一致，尺寸也接近青铜人头像。因此推测这件金面具是覆盖在青铜人头像面部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件独立使用的器物。 今年1月，三星堆曾出土重约286克的金面具残件，虽然只有“半张脸”，但它仍保持着目前三星堆出土最重金面具的记录。当时面具右耳有个耳洞引起了广泛讨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表示，三星堆人面具出现耳朵穿孔是常见现象。“说明那时候的古蜀人有穿耳洞的习惯，是他们的传统。” 考古人员透露，三星堆遗址中还出土了另外两件待修复的金面具，随着后续考古研究和修复工作陆续开展，也许还有更多惊喜。 铜扭头跪坐人像 四号坑出土了3件铜扭头跪坐人像，大小、造型一致。人像呈跪坐姿态，身体略向左前方倾斜，头微颔并扭向身体右侧，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两膝贴地，双脚前脚掌着地，后脚掌抬起。人像身体重心在左肩与双手手掌之间卡槽的位置，表现出强烈的负重感。 人像上着外套，下着短裙，短裙上露出另一件服饰的下摆，腰间系带，结袢于腰前。人像所穿衣物上及身体上的纹饰复杂多样，其中交错V形纹、羽冠纹、燕尾纹在三星堆遗址尚属首次发现。除了衣物上的纹饰之外，人像的两小腿外侧上各雕有4个歧羽纹，小腿肚上各雕刻1个羽冠纹;双手手背及指背各雕刻有17个燕尾纹，呈内凹状，除左右大拇指指背各分布有1个，其余16个每4个一组，沿手腕至手指4指呈4列分布并朝向指尖。 4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表示，过去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像更多是抽象化、符号化的，这3件人像更加接近真实，例如手指关节处的凹凸明显，小腿腿部肌肉紧绷、线条优美，体现出整个人用力蹬地的状态。 考古人员认为，这三件扭头跪坐人像展示出3000多年前的古蜀就有了写实的雕塑艺术。 丝绸残留物 除了整体出土的文物，一些残留物也值得关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丝绸博物馆等单位对四号坑出土纺织品进行了显微观察和检测分析。在四号坑灰烬层一件青铜器旁发现了麻线的堆积，是有序排列成一缕一缕的状态，肉眼可见，提取后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麻线并不存在经纬组织结构，仅一缕一缕排列成比较有序的线条。 随即，考古工作人员对其他土样做了进一步的显微观察，发现了具有明显经纬组织结构的纺织物。通过观察分析显微形态，结合酶联免疫分析结果，判定为平纹组织结构的丝绸残留物。这是工作人员第一次在新一轮祭祀坑考古发掘中发现有丝绸残留物。 专家分析认为，丝绸残留物的发现，填补了古蜀时期丝绸考古出土的空白，实证了古蜀文明的辉煌，为三星堆祭祀形态的研究提供新的证据，为丝绸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考古资料。同时，也将对古蜀文字或符号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新京报记者 张畅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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