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生于传统文化底蕴极其丰厚的古河东，长于儒家学说十分兴盛的东汉，自己又“好《春秋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他的思想和行为必然受到传统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深刻影响。关公追随刘备，为“兴复汉室”南征北战，驰骋疆场，功勋卓著，赢得了千古的称颂。他高尚的人格、优秀的品质，以及待人行事的风范，都闪烁着忠义、仁勇、诚信的光芒。

　　 自从在涿州与刘备、张飞结义之后，关公与张飞对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进退，不避艰险”。“稠人广坐，侍立终日”，与“周旋进退，不避艰险”，充分表明关公对刘备的忠心不二。南下之后，关公攻城拔寨、艰苦征战，以及为确保刘备西进战略的实施，独自肩负镇守荆州、牵制曹吴的重任；恪尽职守，苦心经营荆州，直至临沮殉难，都显示了他对蜀汉和刘备的“大忠”。

　　 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刘备被曹操击败后，投奔袁绍。关公被曹操俘获，尽管曹操对他礼遇甚厚，但终不变节。他曾对曹操部将张辽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在得知刘备去向后，“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这种“誓以共死”，一诺千金的忠诚，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气节，就连曹操也慨叹说：“事君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这段故事透射出关公的“大义”。其后，小说中演绎出的“华容道义释曹公”，是在立下生死军令状的情况下，舍生取义的千古绝颂。在攻取长沙的战役中，面对骁勇善战的老将黄忠，关公没有用武力强迫他屈服，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义释黄忠”，赢得黄的信任，并最终将其收服，这又是“义”行的一例。

　　 刘备败投袁绍后，关公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秉烛达旦，力保皇嫂及家小，这无疑是“仁”的体现。史称关公“善待卒伍”，这种对部下的关心和体恤当然也是“仁”。

　　 关公作为一名武将，最令人敬慕的在于其“神勇”。“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以及围襄樊、“水淹七军”、斩庞德、降于禁，都展现了关公作战的神勇；“单刀赴会”、“刮骨疗毒”则体现出关公坚强、刚毅，临危不惧之“勇”。

　　 关公的诚信精神其实是渗透在他所有的“忠义”之举中的，“诚于中而形于外”，他的大忠和大义都是发自内心的，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正如赞颂他的楹联所说，是“赤面秉赤心”。“人无信不立”，“信”是“诚”的外在体现，只有一诺千金、信守诺言，才能体现和证明其诚，才能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在生前身后为世人所崇敬。关公面对张辽时所表示的对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的态度，就是对当年“桃园结义”时誓言的践诺；奋力作战，力斩颜良，解曹操“白马之围”，是对自己“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承诺的完美诠释；“华容道释曹”是关公不忘旧恩，知恩必报的又一诚信之举。

　　 正因为关公一生的经历中所折射出的忠义、仁勇、诚信精神，方使他受到当世和后世人们的崇敬，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承载者和化身，成为与“文圣人”孔子并列的“武圣人”，成为“精忠贯日、“义薄云天”的伦理道德典范，因而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万代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