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封三槐堂已然不存的情况下，鸿畅镇“三槐堂王氏祠堂”不但具有较高古建筑研究价值，更是河南“三槐堂”的一个标本。

位于禹州市鸿畅镇的“三槐堂王氏祠堂”

　　□首席记者 于茂世 文图

　　引子

　　倘若王祐没有手植三棵槐树于庭院，说“吾后世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就不会有“三槐王氏”与“三槐堂”。

　　倘若王旦没有在真宗一朝担当宰相，让预言变成了现实，也许还是不会有“三槐王氏”与“三槐堂”。

　　不仅“三槐堂”成了王祐一支的堂号，而且“三槐王氏”成了整个王氏大家族中子孙繁衍最盛的一个支派——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之王氏家谱目录中，冠以“三槐堂”堂号的家谱目录，约占有堂号的王氏家谱总数的40%左右。

　　而今全球王氏人数与河南人口不相上下，约有1亿：2007年，公安部统计信息显示，王姓是中国（大陆）第一姓，有9288.1万人。

　　王姓，人口多郡望也多，支派多堂号也多。

　　王姓主要郡望20多个：太原、琅琊、陈留（河南商丘）、河南（河南洛阳）、北海、东海、新蔡（河南新蔡）、京兆、新野（河南新野）等；王氏堂号更是数以百计，普遍使用的，有三槐、太原、琅琊、槐荫、陈留等。 

　　王姓源头众多、族派纷繁，王子晋被奉为得姓始祖。王子晋是周灵王的太子，升仙于偃师缑山之上。

　　尽管“王氏祖源在缑山”，太原王氏、琅琊王氏均出自王子晋且早已驰名天下，但说起堂号，还是以宋代后起的“三槐堂”最为王姓族群所尊崇。

　　应该有两个“三槐堂”：一个是血缘上的“三槐堂”，一个文化上的“三槐堂”。

　　在铸造文化上的“三槐堂”方面，除却王祐、王旦，王巩与苏轼贡献甚巨。

　　王祐曾孙、王旦之孙、王素之子王巩，向来与苏轼友善。

　　元丰二年（1079年）二月，苏轼应王巩之请，作《三槐堂铭》。

　　自此，“三槐堂”更是扬名天下。

　　“乌台诗案”王巩被罚最重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由徐州太守调任湖州太守，例行公事般地向神宗呈上《湖州谢上表》，无非是要感谢皇恩浩荡。

　　末了，他附带上了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皇帝知道臣下愚昧，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难以望到“新进”政治暴发户的身影；看在臣下年老(苏轼时年42岁)而在下面兴不起风浪，兴许还能管管小老百姓吧。

　　由此，爆发了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苏轼在湖州被捕；八月十八，被投入御史台（也称乌台）监狱；十二月二十九，苏轼贬往黄州（今湖北黄冈）充团练副使。

　　“乌台诗案”牵涉人员众多，其中三人处罚较重：驸马王诜，事前给苏轼泄露抓捕他的机密，责授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安置；王巩，被贬到宾州（今广西宾阳）监督盐酒税务；苏辙，被贬到高安（今江西高安）监督盐酒税务。

　　其他，张方平等各被罚红铜30斤，司马光、范镇等各被罚红铜20斤。

　　“乌台诗案”的“主犯”，无疑是苏轼。

　　苏轼被贬黄州，苏辙被贬高安，王诜被贬均州，而王巩被贬得最远，无疑也是被责罚最重的。

　　那个时代，远即意味着死。王巩，是被朝死里去整的。

　　“主犯”苏轼被贬湖北黄冈，王巩竟然被贬广西宾阳，其被处罚得甚至比主犯还要厉害。

　　苏轼为此很内疚，《和王巩六首并次韵》云：“君谈阳朔山，不作一钱直（值）”，“此行我累君，乃反（返）得安宅”，“故教穷到骨，要使寿无涯”，“宾州在何处？为子上栖霞（宋代黄州四大名楼之一）”。

　　另外，苏轼还在《王定国（王巩）诗集叙》中说：“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5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几病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

　　那些“新进”的政治暴发户，缘何非要整死世家子弟王巩呢？

　　不妨读一下《三槐堂铭》——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王祐)，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王旦），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王旦），而见其子懿敏公（王素，谥号懿敏；仁宗推行庆历新政，以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为谏官，王素‘不畏势权，正直敢言。每于朝廷之上，言击佞臣；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等被贬，众人不敢置一词，王素独言：‘富弼、韩琦、范仲淹皆有重望，应复召用’等），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王祐）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且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王旦、王素）。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谓艾也。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

　　“呜呼休哉（啊，多么美好啊）！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必须经过一代人才能长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荫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官取利，哪有时间培养德行）？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唯德之符。呜呼休哉！”

　　倘若以《三槐堂铭》为切入点考察“乌台诗案”，而不再为表面上的那个《湖州谢上表》所迷惑，一切都将“焕然一新”……

　　鸿畅“三槐王氏”再唱“阴德”

　　回过头去，再看王巩“乌台诗案”之“罪行”，无非是监察御史里行舒亶（资历浅的官员担当御史才加“里行”，舒亶时年28岁）所说的“密与（苏轼）宴游”。

　　“密与宴游”自然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

　　而且确有此事：《宋史》云“巩（王巩）有隽才，长于诗，从苏轼游。轼守徐州，巩往访之，与客游泗水，登魋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轼待之于黄楼上，谓巩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轼得罪（乌台诗案），巩亦窜宾州。”

　　《三槐堂铭》也说“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

　　《三槐堂铭》作于“轼守徐州，巩往访之，与客游泗水”之际，不少史料都可相互印证。

　　至于时间，自然在元丰二年三月之前。之后，苏轼就到了湖州。

　　回过头去，再看《三槐堂铭》，其开篇即云：“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倘若展现，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官居要位，仁爱的人不一定健康长寿？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倘若不展现，仁爱之人为什么一定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

　　回过头去，细读《三槐堂铭》全文，忽然发现其真的是一篇战斗檄文。

　　老臣与老臣的后裔被边缘化了，庙堂之上尽是“新进”的“相时射利”、“不种而获”的“小人”。

　　王巩与苏轼“密与宴游”弄出来的《三槐堂铭》，射中的恰是“小人”之“软肋”。

　　《三槐堂铭》说理透彻，何况“新进们”也不会到《三槐堂铭》里自领“小人”，自取其辱。

　　尽管不说《三槐堂铭》的事儿，但王巩成为“乌台诗案”的“第一受害人”，倒也“公道”。

　　从王素到王巩，如此这般一再“位不满其德”，由是《三槐堂铭》也就再造了王氏之新的“槐荫满庭”。

　　王氏后裔，自然都想“集结”三槐堂下，分享先祖的“阴德”。

　　而今，在禹州市鸿畅镇，还繁衍着一支“三槐王氏后裔”。其王氏祠堂，已被列为许昌市文物保护单位。

　　在开封三槐堂已然不存的情况下，鸿畅镇“三槐堂王氏祠堂”更显得弥足珍贵——

　　该祠堂建于清乾隆年间，坐西朝东，为三进四合院，由祠堂、书院、牌坊、碉楼、住宅、客房以及大院石砌围墙、南北两券门等几部分组成，院后有花园、山子等，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原有王道中孝义牌坊，“文革”中被毁。留有部分建筑构件，雕刻精湛绝伦。

　　该祠堂保存相对完整，不但具有较高古建筑研究价值，更是河南“三槐堂”的一个标本。

　　“孝义公（王道中）祖有阴德，庶以孝著。幼承家训，精忠报国。战争中驰骋疆场，饥馑时放赈济民。孝悌仁义，乐善好施，淡泊名利，誉满朝野。乾隆十一年（1746年）降旨旌表，发库银修建王孝义牌坊，崇祀忠义、乡贤两祠，配享春秋。”

　　“郁郁三槐，唯德之符”——干善事而积“阴德”，已然成为天下“三槐王氏”的精神基因……        (全文完）（大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