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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刘青霞到日本后，受到河南籍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当时刘青霞、马吉樟与河南留学生合影，第二排中间戴有檐圆帽者为刘青霞。

首席记者 姚伟 实习生 孙灿 文图

　　引子

　　信息爆炸，大爆炸！

　　清朝末年，走出国门的留学生摆脱了禁锢，新思想、新观念如太平洋的波涛，汹涌而至。革命、立宪、保皇诸派的冲突和论战，更是启人心智。在人数最多的留日学生中，政治热情空前高涨。

　　兴奋之余，他们抑制不住地要表达，要把自己的收获、自己的思考传递回国内，唤醒更多的人。

　　于是各种报刊应运而生，大多以省域为连接纽带。前期主要有《浙江潮》、《江苏》、《直说》、《晋话》等，“虽主义不甚相同，无非唤醒桑梓为目的”。

　　1906年，河南留学生也集资创办了《豫报》，其《宗旨》自述：“本报以改良风俗，开通民智，提倡地方自治，唤起国民思想为唯一目的……促黄河流域一部开化最早之民族，雄飞于世界。”但《豫报》编辑、发行人员十分复杂，革命党、立宪派、保皇派均有，办报理念有巨大的冲突，内部矛盾日趋尖锐。部分编辑力求不谈政治、与世无争，成为革命派发表言论的掣肘。于是,革命派十分希望另办新刊，“摆脱依赖性质，激发爱国天良，作酣梦之警钟，为文明之导线”，但另办新刊，尤其要办有大影响力的新刊，需要巨额经费，筹措这笔资金希望渺茫，令他们无比苦闷。

　　刘青霞的到来,以及她投身革命的转变，使《河南》的问世成为可能。1907年12月，《河南》创刊，不难理解其第一期中对刘青霞表达的敬意和感谢：“炊而无米则巧妇束手，战而乏饷则名将灰心，本报经刘女士出资巨万，既有实力……有一日千里之势。”“本社所有经费，均尉氏刘青霞女士所出，暂以两万元先行试办，俟成效卓著时再增巨资，以谋扩充。”

　　充裕的经费，使《河南》放开手脚约稿，放开手脚搞发行。于是《河南》以高质量的稿件、大力度的发行狂飙突起，“一日千里”,成为重要的革命报刊。

　　如研究者所论，清末革命思想的输入，以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报刊影响为大，与前期《浙江潮》等相比，《河南》、《四川》、《云南》等后一时期的刊物对催发清末革命思潮的作用更大，影响更深。

　　其实在当时，《河南》就获得高度赞誉。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后来以写《革命逸史》闻名的冯自由认为，“留学界以自省名义发行杂志而大放异彩者，是报（即《河南》）实为首屈一指。出版未久，即已风行海内外”。“鸿文伟论，足与《民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相伯仲”。而《民报》创办者邹鲁也盛赞《河南》：“《河南》杂志持论最为激烈，关于种族革命及政治革命，抉发透彻，内地销行亦广，每期售至万份以上。河南知识界革命思想愈益开发，殆等于南方著省矣。”

　　诚如洛阳师院副院长张宝明教授所言：“《河南》让河南站在了时代前列。”

　　【革命锋芒直指清政府】

　　《河南》编辑兼发行人署名为“武人”，实际上张钟端为总经理，刘积学为总编辑，主要人员有余诚、潘印佛、曾昭文、陈伯昂、李锦公等，其发刊简章中说，“本报为河南留东同人所组织，对于河南有密切之关系，故直名曰《河南》”。并强调“本报以牖启民智，阐扬公理为宗旨”，冀望唤起国人，尤其是地处中原的河南同胞的觉醒。

　　《河南》内容丰富，体例多样，形式活泼，既有思想性、学术性，又有通俗性、大众性。该刊共有十五个栏目，而其“论著”类每期均占大部分篇幅，是该杂志的主体和锋芒所在。

　　《河南》第一期发表了张钟端（署名鸿飞）的《平民之国家》，该文批判“误解国家为君主私有物”、“误解国家为官吏占有物”等观点，旗帜鲜明地宣言：“故吾一言以断之曰：今之国家非君主的国家、政府的国家，乃为平民之国家。”

　　《河南》刊登的政论文章，今天看来，其观点不无偏颇，但犀利豪迈之气，仍粲然可观。一些作者在分析中国深陷民族危机的原因时，都认为是由于清朝专制统治所致。“病己”在《政党政治及于中国之影响》中说，“吾国吾民之所以致今日破碎迍邅颠连无告者，实此恶劣政府有以致之”。署名“不白”的作者更明确指出：“考厥祸首乱源，不得不痛恨太息犹生存于20世纪之野蛮政府也”，痛斥清政府“自庚子、甲午之后，蔑外之手段变为媚外之手段，将十八行省之路权、矿权、邮政权、森林航海诸权，直接间接掬而送之列强之手”，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其“暗送之英法，即明送之日俄德。试一披支那颜色图，莽莽大陆，容有一片干净土也”！话到激愤难抑时，他尖锐地指出：清政府即“为断送土地财产之政府也”，“吾敢肯定之曰：中国政府非同胞之政府，乃列强假设之政府也！”

　　既然清政府已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要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独立富强，就必须群策群力，推倒清政府。“处此列强环伺之日，非改革政体断难生存”，“欲建新秩序，必先破坏旧秩序，苟欲达其目的，则万非脱离此专制君主腐败政府，以扫其庭犁其穴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恶劣之政府一日弗除，则强固之国家终难实现”。

　　除抨击清朝专制统治、为反清革命的爆发作舆论准备外，《河南》对于思想启蒙也不遗余力。“《河南》的思想宣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上承戊戌维新启蒙思潮，下接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厦门大学研究者黄顺力、李卫华在《中州风云——<河南>的舆论宣传及其影响》中如是说。

　　【启蒙发新文化运动先声】

　　辛亥革命前，革命思潮激荡，但许多有识之士对国民启蒙问题仍相当关注，这些可贵的思想，在《河南》得以充分的展现。

　　许寿裳强调国民的觉悟与理想对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意义，认为“社会之动变必应于思想之动变；国民而怀有一大理想焉，其国未有不发一大运动者也”。鲁迅和周作人在《河南》上的文章，则强调“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性”，强调人的“内曜”、“心声”和“国民精神”。很明显，《河南》杂志所宣传的人的启蒙，同后来新文化运动初期将唤醒民众觉悟作为头等大事有着思想上的联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之思想解放，《河南》已肇其端。《河南》的一些文章，主张尊崇民主与科学精神，主张建立平民国家，实行地方自治，追求民主政治，争取国民权利，要求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并提出要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不自由毋宁死”。鲁迅在《河南》第五期上发表的《科学史教篇》一文，主张用“科学”涤荡愚昧，培养“灵性明，个性张”的新国民。这些思想特征，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

　　如黄顺力、李卫华两位先生所论，以个性解放为基调的五四精神，在《河南》也已有所显现。鲁迅1908年在《河南》第七期上发表《文化偏至论》，提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以及“自觉至，个性张”的思想。著名文学评论家舒芜曾认为，“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乃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最高峰，不仅非当时的权威梁启超、严复所可及，也超越了后来五四时期的主将陈独秀、胡适”。《河南》在近代启蒙思想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

　　发现鲁迅，不能不说是《河南》的一大贡献。

　　学者张绛曾撰文介绍，1907年，27岁的鲁迅正在东京，他原本打算与许寿裳等人创办文艺刊物《新生》，由于经费困难，未能实现。不久《河南》创刊，通过周作人与鲁迅取得联系，于是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都成为《河南》的撰稿人。鲁迅以“令飞”、“迅行”等笔名，先后发表《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裴彖飞诗论》、《破恶声论》等文章，集中展现了他早期主要思想成果。

　　张宝明认为，鲁迅对《河南》很重要，《河南》对鲁迅同样也很重要。鲁迅后来在《坟·题记》中谈道：“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正是《河南》的约稿，使鲁迅更多地读书、思考、积累，并用文字把自己的思想系统地整理出来。“前期的这些作品，奠定了鲁迅作为启蒙文学家的方向。”张教授说，“这段经历，是他成为鲁迅的一个重要理由”。

　　《河南》仅出版了十期，其犀利的革命言论，为清政府所难容，日本警察厅受清廷驻日使馆请求，勒令其停办。张钟端也因此被停止官费，刘青霞得知后，当即汇款，助他完成学业。

　　尽管如此，在辛亥革命前夕创刊的《河南》，仍对清末民主革命兴起与河南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冯自由曾高度评价革命宣传之重要：“中华民国之创造，归功于辛亥前革命党之实行及宣传之二大工作。而文字宣传之工作，尤较军事实行之工作为有力而普遍。蒋观云（智由）诗云，‘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诚至言也。”20世纪初期的河南，风气闭塞，民众思想落后于形势。《河南》的问世，极大改变了这种局面，如时人所论，对河南思想的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开发，“此杂志之力多焉”，“河南之革命思想，自是激荡，且由言论时期，进至实行阶段”。（大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