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台湾的三伯去世大约五六个年头了，但每每回想寻找他的那一段经历，和与他在湖南乡下相聚的日子，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们的祖藉是湖南醴陵市的一个穷乡僻壤。由于爷爷去世早，留下的6个儿女，全是我奶奶年轻守寡时，凭着能做一手好茶饭，靠给省里的一位姓唐的省主席帮佣，将其拉扯成人的。稚童时，我常听奶奶唠家常，在她的全部儿女中，奶奶最看重的是三伯刘志方（后赴台改名为景涛），因为他不仅长得白白净净、天资聪颖，而且在学堂读书时就出类拔萃，是刘家光宗耀祖的希望所在，就在三伯学有所成的时候，恰逢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免受日寇践踏，三伯竟瞒着奶奶悄悄地投笔从戎，毅然参加了著名的“长沙会战”。谁知，他这一走竟是天各一方，让奶奶和他的兄弟姊妹盼了近半个世纪。

    三伯从军不久，除远在江苏的大伯外，二伯、四伯以及我的父亲都被以抓丁和其它形式，加入到国民党军队。那时，我年仅15岁的父亲在去缅甸的远征途中，被物色挑选到印度一个叫孟买的城市美军基地学开车，父辈们一个个离家出走，奶奶虽说心里难受，但她知道几个儿子是在大后方，而唯独让他牵肠挂肚的就是三伯。奶奶何尝不知道三儿子是真刀真枪的在战场上与日本人拼杀，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能经受得了吗？直到后来，奶奶只要一提起三伯就泣不成声，老泪纵横……

    时间一晃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当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在让世界为之一震以后，也让沉寂封闭的宝岛台湾惊天动地。“两岸统一、亲人团聚”的呼声，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引起强烈的共鸣。

    “想家、回家、盼统一”代表了旅居台岛大陆籍老兵们的心声及意愿。迫于多方面的压力，当时的台湾当局不得已实行了部分解禁，允许游子们回到母亲的身边，回到家乡的怀抱。“探亲潮”无疑像一股股热流，将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的亲情、乡情、爱国之情紧紧连结在一起。和其他人一样，我的父辈们也开始翘首盼望，企盼漂流近半个世纪的三伯能奇迹般地回到他们身边，诉说这久别的骨肉之情。然而，伴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遗憾的是父辈们不仅难以寻觅三伯的影子，就是他是否健在的音讯也全然不知。

    或许命运就不该开这个玩笑，有幸的是父辈们尚有位当时在谷城县委统战部工作的“晚生”，得天独厚的工作环境，缩短了漫长寻亲的时空隧道。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我开始发挥自己舞文弄墨的特长，一方面分别给江苏杨州、湖南两地有关台办的领导致信，另一方面精心制作成数篇寻亲的文章，那篇得意之作《三伯啊，大陆的亲人想您啦》，传递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部、海峡之声广播电台以及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字字如肌，句句动情的呼唤，寄托了全家人的思亲之情。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的努力，我陆续收到来自江苏及湖南有关台办的致函，从他们提供的情况看，我的三伯不仅确有此人，而且确实健在，只不过在台湾的具体身份还不清楚。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我又以父亲的名义写了一篇寻亲稿件，详尽描述与三伯孩童时代的日日夜夜。就在1989年的隆冬，我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省台南市的信件，我轻轻地掂了掂，发现这薄薄的信封还夹着照片。也不知道是兴奋还是激动，我这七尺男儿眼眶里竟噙满了泪水。因为，我知道疼我爱我的祖母多么盼望这一天啊。可惜的是老人带着一腔忧愁和失望匆匆离开人世。

    顾上不拆开信封，我将信小心翼翼地揣在怀中，飞也似地向家中跑去。此时不为别的，我要让全家人共同分享这份快乐。由于家大口阔贫困的缘故。没有读过书的父亲接过这封信，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开始颤抖起来。泪水夺眶而出。忙不迭地催促我念给他们听。短短的两页信我不下给老人们读了10篇。父亲仔细端详地看着三伯寄来的全家福，嘴里喃喃地唠叨不停。那天，我们全家像过年一样，让母亲多做了几个菜，不善饮酒的我破例把盏与父母们碰杯相贺。父亲喝醉了，谈话有些语无伦次，酒席间有时哭有时笑，看得出他对三伯的那份深深的感情。多少年了，我第一次发现父亲也这么多愁善感。这不，他睡觉时将三伯的照片紧紧地贴在胸前，不允许我们大家碰他。三伯找到了，我将这一喜讯迅速告知远在大江南北的亲人。不久，我们收到台湾三妈的来信，她说受三伯的嘱托想回来看看，时间定在1990年中秋节前后。几个月后，我们全家人驱车赶到了武汉的南湖机场，在那里接到三妈后又马不停蹄地回到了谷城。老人这一住就将近二十天，听三妈说自己也是湖南人，身世很苦，是一位国民党的将军收养了她。那段日子，我们谈的话题好多好多，但最最希望的是三伯能回到湖南老家相聚。然而就在1991年春节前夕，我突然收到三伯从湖南老家寄来的亲笔信。老人在信中称为完成心中的愿望。他不顾年事已高，拖着久病的身体踏上了回乡之路，骨肉分离近半人世纪，老人企盼能让亲人们在湖南过个新年。喜讯传来，我和父亲及爱人向单位请了10天假，匆匆搭乘南下的列车。经过两天的长途奔波，全家人终于转辗数地来到湖南省醴陵市的新阳乡。自4岁离开老家，相隔30多年，我也和三伯一样，回到那块有着矇眬印象的热土。

    空气清新，绿水青山，满山的茶树和楠竹交相辉映尽收眼底。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我们冒着风雪向二伯家进发。“到了，到了，咱们的家到了……”走在前面的父亲突然像小孩一样的大呼小叫，顺着老人指的方向，我看到掩映在山坳中的那间土坯垒起的旧瓦房，看到一位站在乡间小路，正在四处张望着西装革履的老人。或许这就是亲情，父亲加快了步伐向他熟悉的地方奔去，几乎就是同一时刻，两位老人竟认出了对方，“你是三哥，你是憋货（父亲的乳名）！”这一句久违了半个世纪的亲情呼唤,将两位老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三伯比我想像的胖得多，从他的举止言谈依然还保持着军人的痕迹。或许都是文化人的缘故，我和三伯之间的话比较投机，老人简单地谈起自己那段不平凡的经历。长沙会战后，三伯被保送到黄埔第十八期学习，后来就一直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当随国民党军队溃逃到台湾后，就在“国防部”等处任职，由于在显赫部门任职的因素，在退役前又通过走“高层路线”，转辗到各方待遇不错的空军服务。三伯不愿谈政治，但他对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评价很高。说起三伯戎马一生，却没有加入任何党派，问其何故，他说人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三伯的淡泊名利还是对时局有看法，我再三追问，他总是笑而不答，让我自己去领会分析。初次与三伯接触，我也不想让尴尬局面出现。很快，到了大年三十之夜，那时的湖南乡下还很贫瘠，二伯家仅有的一台12吋黑白电视机，由于没有频道外置天线，收看的节目总是昏昏浊浊。

    为了让过年的气氛热闹起来，让亲情更加浓烈起来，春节前两天，我就和几位叔伯姐妹们商议，动员几个侄儿侄女参加，编排一套文艺晚会。什么歌伴舞、湖南花鼓戏，男女对唱，湖北大鼓，豫剧清唱等等，可以说是南腔北调，五花八门。团年饭很特别，是由三伯亲自操刀下厨的。走南闯北几十年，没想到他还是个“美食家”。且不说别的，仅那道“西湖醋鱼”就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茶余饭后，待几位老人坐定，我就开始宣布再上一道春节的文艺“大餐”，演出报幕员是由我当时尚10岁的女儿担任。在歌伴舞《高山青》中拉开了序幕，我们这些平时唱歌不走调的人也纷纷登台献“丑”，不时把几位老人笑得前俯后仰，忍俊不禁。尽管如此，掌声还是非常热烈的。三伯是个京剧票友，他即兴来了段《徐策跑城》。二伯随之亮嗓跟上《甘露寺》选段，这一下子把整个晚会推上了高潮。没想到，亲人分离半个世纪，相聚到一起竟都还是童心未泯。

    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正月初一是祭祖的日子。一大早我们拿上事先准备好的鞭炮及供品，搀扶着三伯向对面的山峁奔去，因为在那苍青翠柏的丛中，静静躺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她就是艰辛守寡将6个孩子拉扯成人的祖母，乡下的路本来就难走，加之大雪过后更是泞泥，经过高一脚低一脚的行进，我们刘氏家族共几十个人终于来到祖母的墓前，目睹祖母的遗像，三伯这位久经沙场的军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喷涌而出，哭拜到祖母的墓前，我们将供品摆放停当，一阵鞭炮过后，几十人无论年长幼小的齐刷刷地跪在地上，由于事先未安排，三伯忽然提出要我致悼词，这一下可把我这“文化人”弄得措手不及。为摆脱尴尬局面，我灵机一动想起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于是，我用这“湖北味”的普通话轻轻地朗诵这首诗“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当我念到“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这头，母亲在里头”时，三伯“蹭”的站起身来将我紧紧揽在胸前，此时的老人就像一个嚎啕大哭的小孩，任泪水流淌。

    是啊，赤子之心，骨肉之情，大陆与台湾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为何那道浅浅的海峡却使我们隔离了几十年。目睹此情此景，我陷入深思，心潮澎湃，与亲人的相聚来去匆匆竟是这样的短暂。祭祖完毕，我和家人也收拾好行装，准备踏上回家的路程。临别时，三伯与我想约，提出让我当牵头人，将远在东北、江苏、湖南以及湖北等地几位亲人召集在一起，由三伯出资共邀到台南小聚，已了却老人毕生的愿望。我允应了三伯的请求，一定让他老人家满意。

    然事事难测，由于多种因素，这一台湾之行始终未能成行，我万万没想到，与三伯在湘乡小住的几日，竟成为叔侄之间最后的诀别。说起来真是光阴似箭，从30多岁在湖南的骨肉团聚到如今我跨进“天命”之年的行列。尽管自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台办干部，但我坚信通过最后努力，肯定会看到祖国统一大业的一天。到那时，我会带上几位父辈们的遗愿跨过海峡，去看望远在台湾的亲人。(刘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