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潮联合会评议长陈福裕（中评社 臧涵摄） 中评社香港9月16日电（记者 臧涵）夏潮联合会评议长陈福裕近日在参加“反对‘台独’、维护和平发展——两岸学者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研讨会上表示，未来的台湾，到底是退回到冷战和平对峙下作为美日军事联盟牵制中国和平崛起以及区域一体化的战略旗子，还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发展、民族的共同利益和东亚地区的和平繁荣，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巩固并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攸关台湾2300万台湾同胞的祸福，以及民族振兴伟大事业的实现。从蔡英文在“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原则上向来不肯松口，甚至在当选演说中，不但以“中华民国宪政架构”和“维持现状”来模糊一中原则，并且在措词上不断的偷渡“两国论”的概念看来，台湾的前途、两岸关系的未来，恐怕很难乐观。 陈福裕认为，蔡英文执政下的两岸关系，必然朝向两个危险倾向发展。 第一是以本土化之名，变本加厉地执行“文化台独政策”。陈福裕表示，过去数十年来，民进党之所以能在国民党军事戒严体制下迅速茁壮，进而取得政权，主要是利用国民党统治期间所累积的省籍情结，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取得了“本土化”的诠释权。民进党利用两蒋执政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省籍差别待遇、南北差异和城乡差距，将成型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心怀祖国、关爱乡土的“台湾意识”，转换为要求台湾人当家作主的“台湾人意识”（说穿了就是以闽南人为中心的福佬沙文主义），再以“本土政权”对抗“外来政权”做为口实，形塑出“台湾人”与“中国人”对决的政治态势，巧妙的将“台湾意识”异化为“台独意识”，藉以号召都市中间阶层和工农群众的支持。 陈福裕说，所谓的“本土化”，并非来自于台湾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是作为对“外部危机”的政策回应。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台湾社会主流的意识形式，与国民政府丧失“中国代表权”有关。上个世纪七〇年代，伴随着美国东亚战略的第二次转型，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在1971年10月25日通过了“2758号决议”，其内容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从这一刻开始，退居台湾的国民政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的交战团体”，丧失了在国际社会的“中国的代表权”，只能在其实际控制和有效管辖的部分领土，受到“武装冲突法”（或称，国际人道法）的保护，成为具有一定法律地位的“政治实体”，并以非主权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活动。 作为一种外部规范，“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是一种来自国际社会的强制，并不是源自于台湾当局的选择。陈福裕表示，联合国“中国代表席次”的丧失，不仅挑战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国际地位，也挑战到蒋介石政权的合法性。在此之前，国民政府还能以内战（消灭共匪）为口实，以东亚冷战（反共抗俄）为屏障，在美国东亚围堵战略的撑腰下，维持台湾作为反共基地的偏安格局，除了因土地改革丧失封建利益而远走前殖民宗主国（日本）的皇民化地主阶级外，台湾岛内虽不乏反对国民党军事戒严体制的声音，但却鲜少主张台独的认同困扰。 但是，伴随着上个世纪七〇年代美国东亚战略转型，美国一方面承认北京当局为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将中国大陆纳入世界市场；一方面大量吸收台籍精英赴美留学，以民主化和“台湾前途未定论”诱导海外学子走向“台独”。陈福裕认为，为了因应这种内摄式的外部规范，蒋经国当局顺势利导将外部危机转化内部改造的动力，一方面扩大宣传中共在国际空间对台的打压；一方面拔擢台籍菁英，执行隐蔽的本土化政策，藉以型塑“亲美、反共，革新保台”的政治格局，导致台湾居民在生存与尊严的双重压力下，逐步走向“外造式”的本土认同倾向。 所谓的“本土化”，并非来自于台湾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是国民党政府为了合法化其统治基础，有意识的将外部因素内部化的政策结果。陈福裕解释说，表现在两岸关系上，蒋经国当局所谓“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的三不政策就是实现这种内在化过程的必要前提，也是不可撤退的红线。一旦“三不政策”基于台湾社会内在发展需要而出现解体（如，八〇年代中期后，中小企业的西进风潮），这种外造式的本土化必然面对危机，从而导致军事戒严体制的瓦解，提供两岸人民交流、交往的契机。 陈福裕说，九〇年代中期以来，李扁政权所执行的“去中国化”教育政策，乃至于蔡英文当局未来势将推行的“文化台独”政策，正是在面对两岸关系逐渐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上，希望透过人为的逆反，要将这种外部因素内在化过程走到极致的一种手段。只有通过彻底的将“中国妖魔化”，掏空根植于台湾社会历史、文化与日常生活的“中国基因”，斩断结构于台湾社会现状与未来发展路径的“中国因素”，才能把外在的价值观或目标内化成自己的价值观或目标，将外部规范转化为自我认同的规范，“独立”才会显得是台湾社会“自愿自觉”的选择。 展望未来，陈福裕认为，蔡英文当局唯有持续推行“文化台独”政策，以“本土化”之名掏空根植于台湾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的“中国基因”，才能将美国式的选举民主和所谓“普世价值”内化成为台湾社会自身的价值观和追求，从而号召“两千三百万勇敢的台湾人民，都要做一个守护民主、守护自由、守护这个国家的台湾人”（蔡英文就职演说结语），从而型塑出蓝绿两党“对内竞争（民主人权，转型正义）、对外一致（联合美日，对抗中国）”逐步实现“和平独立”的政治格局。 问题是，陈福裕说，一旦铲除了根植于台湾历史与文化中的“中国基因”，排斥了结构于台湾社会现状与未来发展路径的“中国因素”，所谓“本土化”所剩下的只能是日本殖民符号的崇拜与美国价值观的认同和追求，吊诡的为自己抹上殖民主义者的脸谱；也就是说，作为台湾当局“去中国化”政策的客观结果的，恰恰不是“本土化”，也不是“台湾人当家作主”，而是对本土化自我否定的“再殖民化”，是台湾人民的意识形态再一次沦为殖民支配的“奴才化”。 此外，陈福裕认为，蔡英文的就职演说还存在着另一个更危险的倾向，就是意图在所谓“区域和平和集体安全”的框架下处理两岸关系。 所谓“集体安全”是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围堵战略的核心概念（如北约组织和胎死腹中的西太平洋集体防卫体系），是一种在军事恐怖均衡下维持和平局面的对抗性战略。陈福裕说，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所提供的和平路径，说穿了就是台湾应该成为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美日军事同盟）的积极参与者，并在这个架构下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冷对抗），并以“民主、自由”为核心价值形成“对内竞争（转型正义）、对外一致（和平拒统）”的政治格局。 陈福裕提到，长期以来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信誓旦旦主张的“维持现状”，到底是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状？还是，退回到上个世纪七〇年代“亲美、反共、革新保台”，海峡两岸处于隔离对峙的现状？要知道，在共同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上，国、共两党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打打谈谈，海峡两岸近半个世纪的分隔对峙，即便是在东西阵营对抗的冷战时期都可以视为是“民族内部矛盾”，存在着矛盾转移的条件和机制。一旦民进党当局否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将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对抗，甚至企图通过加入美日军事同盟的区域集体安全机制来谋求两岸分离分治现状的长期化。原来属于“内部矛盾”性质的台湾问题，转瞬间就上升为“敌我矛盾”，是一种不可转圜的对抗性关系。 从蔡英文当的政策向来看，陈福裕说，未来两岸关系的最大变数，还是中美大国关系的动态发展，以目前的态势来看，主要还是在于美国如何理解和面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随着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启动和落实，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国家利益面临两个核心挑战。 第一，陈福裕说，就短期效应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势将削弱美元作为主要货币在全球储备的占有份额，并牵动石油美元体系的崩解。过去，美国只要印钞票就可以几近无偿的占有世界各国所提供的廉价的直接消费品的“美好年代”，即将一去不返。 陈福裕表示第二个挑战是俱有世界史意义的，是500年来的一次地缘政治大翻转。就是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规划，通过欧亚铁路交通的互联互通、共同发展，通过对中亚这个经济学上“陷落的地堑”的共同开发，将西欧、东亚和俄罗斯再一度的联系起来，让世界文明回到以欧亚陆块为中心的世界岛时代。这是500年来陆权与海权重新翻转的历史过程。如此一来，就算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仍然牢牢的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被世界文明中心相隔在两大洋之外，只能牢牢地控管美洲地区的前后院。 因此，陈福裕说，台湾问题作为美国牵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棋子，体现在两岸关系上，未来中美两国的大国关系将一定程度表现在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巨大摆动：也就是在“弃台论”和“双重承认”的两个极端间的来回摆荡。 陈福裕表示，这凸显了此次大选民进党完全执政为何被各界高度重视的原因，也是美国对台官员薄瑞光日前公然否认两岸之间存在“九二共识”一说的政策背景，只有通过美国对台政策的操作，通过民进党政府作为策应，将两岸关系拉回到上个世纪七〇年代以前“和平对抗”的局面，才能为美国的亚太政策争取到最大的战略空间。 陈福裕说，未来的台湾，到底是退回到冷战和平对峙下作为美日军事联盟牵制中国和平崛起以及区域一体化的战略旗子，还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发展、民族的共同利益和东亚地区的和平繁荣，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巩固并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攸关台湾2300万台湾同胞的祸福，以及民族振兴伟大事业的实现。从蔡英文在“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原则上向来不肯松口，甚至在当选演说中，不但以“中华民国宪政架构”和“维持现状”来模糊一中原则，并且在措词上不断的偷渡“两国论”的概念看来，台湾的前途、两岸关系的未来，恐怕很难乐观。 来源：中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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