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7年9月14日,台湾记者首访大陆 ★ 采访契机 1987年下半年,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策出现重大突破:解除实行了38年之久的“戒严令”,并传出可能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创立于1947年、具有很浓地方特色的《自立晚报》,是颇有影响的台湾第三大报。老板吴丰山的脑子里闪出一个计划:派记者抢滩赴大陆。 ★ 采访波折 决心下定后,吴社长亲自挑选了两名当家记者,准备经香港由广州入境,但护照迟迟办不下来。与此同时,台湾别的报社也在紧锣密鼓筹谋此事。不能再等,吴丰山决定重新派人。这次选定的是两位年轻有为的记者:一位叫李永得,男,34岁,生于高雄美浓,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报社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另一位叫徐璐,女,31岁,祖籍上海,生于基隆,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英文系,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吴丰山决定:这次改从日本东京转道,争取一举成功。 9月11日,吴老板亲自把两名记者送到桃园机场。他们分析了多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备好几种应对的措施。看到飞机升空,吴丰山立即打电话给总编辑陈国祥,“已顺利登机,请照预定计划换版发稿”。下午2时30分,以《本报特派记者李永得、徐璐由东京赴大陆采访》为头条新闻的《自立晚报》,出现在台湾街头。 面对这一意外状况,台湾当局通知报社,要求马上把两名记者召回。然而,吴丰山的态度也非常坚定:“我绝不会把我的记者召回来。” ★ 抵达日本 李永得、徐璐当天傍晚5点15分到达日本成田机场。一出机场,他们立即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38年来首次接待台湾记者李永得、徐璐的是专门负责台胞签证的二等秘书马连印。当明白了两位记者的意图之后,马连印说:“如果你们以探亲的名义申请入境,我现在就可以发签证给你们。”但是,两位记者坚持要在《台胞探亲旅游入境申请表》上写下记者的身份和采访的目的。李永得、徐璐住进了日本东京一家普通旅馆。经过32个小时的等待,9月13日上午9点,马连印通知两位记者到大使馆。一见面,马连印问:“你们的计划是否改变?”得到肯定答复后,马连印说:“你们的事已获得批准,而且是非常热烈的欢迎。”不到半个小时,李永得和徐璐便拿到旅行证;并预订了第二天中国民航的班机。 
1987年9月,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冲破台湾当局的禁令,绕道日本到祖国大陆采访,成为两岸隔绝以来首次到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图为:徐璐、李永得采访参观黄埔军校旧址。 ★ 抵达北京 9月14日,李永得、徐璐途经上海飞向北京。时任中国新闻社港澳台部主任的陈佐洱于当日稍晚时间即前往首都机场迎接。由于飞机为确保机上重要旅客的安全,在上海多做了一次客货安检,所以晚点至15日凌晨0点56分才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两位台湾记者走入机场卫星厅时歉意地说:“让你们久等了。”陈佐洱迎上前去握着他们的手说:“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李永得说:“我们终于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啊!”徐璐补充道:“其实路程很近,但周折了快40年!” 陈佐洱是上海人,在福建长大。所以,陈佐洱既会说上海话,也会闽南语。徐璐是上海人,陈佐洱可以用上海话跟她交谈;李永得只会说闽南话,陈佐洱就用闽南话和他沟通,“国语”加上家乡话,彼此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感觉自然亲近了许多。 陈佐洱一面引路,一面问李永得和徐璐:“机场外有50来名中外记者,要不要见一见?”“他们在机场外苦等了4个多小时,不见成吗?”两位台湾记者说。于是,陈佐洱陪同他们走进机场一个早已准备好了的休息厅。两名记者一走进休息厅,就被“与台北相比,毫不逊色”的中外记者包围。采访结束,陈佐洱又送他们去长城饭店。路上,陈佐洱问他们有什么要求,需要采访什么,可告诉他,他会尽一切努力,满足他们的采访要求。到了饭店,陈佐洱给他们安排好房间后才离开。 回到家里,陈佐洱顾不上休息,连夜翻找通讯录,根据两位台湾记者提出的采访对象,与助手们分头一一与他们所在单位或本人联系。台湾记者得到陈佐洱提供的信息后,立即打电话联系。 ★ 大陆采访行程 两位台湾记者的大陆之行,从9月15日开始,到9月27日结束。先后到了北京、杭州、广州、深圳和厦门5个城市。在杭州,徐璐还见到由上海赶来相见的姑母和表弟。未曾谋面的亲人,见面时,徐璐和姑妈抱头大哭。在广州,他们采访了孙逸仙纪念医院和中山大学,并到了中山市翠亨村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及黄埔军校旧址。在深圳,他们看了国际贸易大楼、沙头角的中英街、海关大楼出入境的检查关口等。在厦门,他们访问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并采访了东山。当他们抵达厦门后,看到与台湾乡村一模一样的四合院建筑,以及几乎相同的闽南语。 
14天的时间是短暂的。两位台湾记者自己认为,不管怎样,它仍“是一个真实的捕捉,一个完完全全透过台湾记者的双眼所做的直接捕捉”。 海峡两岸都关注着这两位记者的此次历史性的大陆行。对于他们的报道,台湾的老百姓普遍“叫好”,因为,38年来,人们第一次看到了由台湾自己的记者写出来的有关大陆的报道。 9月27日,李永得、徐璐就要离开厦门,经香港返回台北,结束这次历史性的大陆行。相关同志亲自去送他们上飞机,因为一定得送他们安全离开祖国大陆。临别时,两位台湾记者热泪盈眶,黯然神伤。 据台湾媒体报道,当晚,吴丰山社长在台北的侨福楼为“满载而归”的两名记者举办庆功宴。然而,就在庆功宴上,他们看到晚7点半的第一则新闻———“新闻局”宣布李永得、徐璐的大陆之行为“非法”,采取两项处分措施。随后的一个星期,各界声援的函电,像雪片般飞来。《自立晚报》也请好了律师,等待开庭。10月6日,《自立晚报》创刊40周年。他们在台北一家大饭店举行同仁聚餐庆祝大会,场面十分盛大。近千名嘉宾到场庆贺。会上,该报的发行人吴三连,颁奖表扬李永得和徐璐,称他们此次的大陆探亲旅行采访,“表现杰出,几近完美”。 在台湾社会的强烈反响及各界人士的抗议下,台湾当局准备处罚《自立晚报》的事,果然不了了之。在两位记者回台湾一个月之后,11月2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开放当天,2000多人办理了赴大陆探亲的证件;随之,与大陆隔绝了38年的骨肉同胞掀起亲潮。 

1987年,李永得与徐璐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后接受记者采访。
1987年9月15日,两岸的新闻人成为了新闻的主角。这一天来自台湾地区《自立晚报》的两名记者进入大陆采访,改变了两岸政治文化互动的进程。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合法派出”的采访。但是正是这种大胆的好奇和突破,实际上代表了两岸长期隔绝后,新闻人最敏感的嗅觉和最原初的回归。更重要的是,这次采访启发了两岸新闻人在书写历史进程中的冲动和智慧,最终推动了两岸互派记者驻点的历史进程。 众所周知,1987年对于两岸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点。大陆的改革开放在走过9年之后,已经完成了最初的思想动员,开始进入到制度深化和体制突破的过程中;而台湾在蒋经国解除党禁、报禁之后,直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与血肉相连的大陆相处。尽管两岸在政治上隔绝多年,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已经超越了政治的范畴,而成就了民心所向的力量。 对于当时的记者来说,突破其实仅仅只是开始。因为他们面对的更大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反映一个真实的大陆。从1949年到1987年,38年的等待已经超越了当时许多记者的实际年龄。在从隔绝的教育和宣传中走出来的年轻记者面前,摆放着一个充满了变革、激荡与机遇的大陆。从他们眼中、笔下流淌出来的大陆生活,更加真实可信。这一切对于后来走访台湾的大陆记者来说,同样也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成为了两岸相互观察和了解的一个重要渠道。如果没有新闻人的大胆突破,也就没有两岸民众真正的互相沟通。 在两岸关系的当代史中,新闻人走在了民众的前头。其实这才是新闻人真正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两岸秉承同一个文化渊源,拥有同一种历史传统,甚至拥有共同的新闻史。在1987年9月15日和后来的许多关键日子里,两岸的新闻人虽然不需要面对他们的前辈在民族启蒙年代的艰难困苦,但是真实反映两岸的状况,对后来的两岸互动和民众心理回归来说,却不亚于另一次启蒙。 两岸的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交流,的确有血浓于水的感情基础,但同时需要有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认知基础。新闻人在民众互动之前,正是扮演了这种信任推动的角色。新闻报道让更多的两岸同胞摆脱了政治上的偏执,从一种更加宽容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同胞;同时也让两岸没有自信的包容,便不会有好奇的目光;没有新闻人的第一步,也不会有舆论的第一步;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回顾中,两岸新闻人既是新闻的记录者,又是新闻的参与者;只此一功,便不可没。 【编辑策划:黄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