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气爆发生已将近两周，由于正逢汛期加上大雨发威，居民处境确实只能以“水深火热”形容。但不可思议地，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仍在进行口水战，尤其高雄市府，几乎倾全力于“手指指向别人”。而另一方面，民间救援物资不但源源不绝送到灾区，很多企业和民间组织早已动员起来，卷起袖子加入灾后重建工作，更且深入了解灾区核心需求，提供灾民所需的协助。以此而言，地方民众埋怨“‘政府’总是慢半拍”，并非无的放矢。 这次民间对灾区的协助，堪称出钱出力，毫无犹豫。除了向来在灾后第一时间就现身的慈济功德会主动供餐、供床、供医之外，也有企业以务实的眼光和管理的专业，提供不同的帮助。例如，半导体龙头企业台积电明言“不比赛捐钱”，而是实地前往灾区了解情况后，针对灾民缺什么就帮助什么；诸如在灾区毁损路段搭建围篱，找厂商为灾户修缮房屋，留意维护社区的安全及卫生需求，乃至搭建临时便桥，号召协力厂商合作救灾等等。这些服务所花费的资源，的确未必登上“捐钱比赛”之榜，但不仅即时纾解了灾民的燃眉之急，且把钱花在刀口上，针对问题解决问题，难怪马上获致灾民的“有感”道谢，也成为媒体报导焦点。 灾后救助和重建工作，行政部门和民间组织的效率有别，早有前例。九二一大地震之后，行政部门方面曾迅速“立法”通过“灾害防救法”及“重建特别条例”，当时的“卫生署”亦委托成立最高级别的紧急医疗救护队，算是亡羊补牢之举，也曾在之后的纳莉台风等灾害中发挥作用。但根据受灾户联盟的资料，灾后两年，集合式住宅重建比不到1%，因银行拒绝贷款而陷入重建困难的案例比比皆是。 而另一方面，整合了民间捐款达130亿台币之多的“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其中资源使用之浪费和无效率的情形，令人骇然；日后接任的执行长谢志诚在清查核拨计划之后，曾形容说看得“头皮发麻”。当时震央中心的南投县及断层带通过的台中县市，严重损毁需要重建的校园将近两百所，以至于其后兴起了“九二一新校园”运动；当时，也幸好由于民间资源的大量投入及企业认养专案，藉着民间的爱心和智慧，在台湾中部地区出现了许多以生态建筑著名的校园，成为灾后重建新生的标竿地标。 民间参与救灾，不但脚步先行，而且留下了令灾民“揪感心”、也使外界印象深刻的足迹。这点，与其归功（或“政府”推诿于）民间专业人士较多，企业用钱有弹性，“公司治理”较行政部门有效率等等，还不如反问，以行政部门拥有的行政资源之庞大，对人力物力的整合力量更是大权在握，一呼百诺，为什么终究还是做不成事？近日在批评行政部门救灾怠惰的媒体评论中，有人提出美国纽约市历经九一一恐怖攻击后的重建工作为对照，纽约市当时有铁腕市长朱利安尼亲上火线，指挥救灾，让纽约市民的生活秩序迅速重上轨道；继任的企图心旺盛的富豪市长彭博，则是大刀阔斧接力重建，甚至一鼓作气推动社区改造工程。纽约如今的治安名声和市容景观，较九一一灾难之前有进无退，谁说政府效率必然低落？谁说政府办事必走入「衙门」的形象和宿命？ 韩国在现代集团的李明博从政并最后当选总统之后，台湾岛内也曾有一片“ＣＥＯ治台”的呼声，甚至还有特定的企业家被舆论点名，认为适任行政首长，可惜最后皆无下文，一般猜测，和当今“官不聊生”、“恶犬当道”的政治气氛有关。企业的ＣＥＯ不当官，但在投入灾后重建及其他社会责任的工作中，确实把行政官员比了下去。这种高下对比，是企业熟谙“市场规则”的效率显现，还是行政部门受到政治恶斗约制的宿命所致？但别忘了，行政部门收了纳税人的钱，负有管理众人之事的义务，岂能把“比民间慢半拍”当成理所当然！ 来源：《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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