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经500余年风雨沧桑的天安门广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它不仅见证了中国人民一次次要民主、争自由，反抗外国侵略和反动统治的斗争，更是共和国举行重大庆典、盛大集会和外事迎宾的神圣重地。

　　继1954年天安门广场拓宽，并在广场中央修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后，1959年又分别在广场的西侧修建了人民大会堂、东侧修建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古老的广场更加宏伟壮观，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国繁荣昌盛的象征。

　　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作为政治内涵浓郁的广场和建筑，其构建规模和仪范形貌设计方案筛选采纳的决断常人难窥其详。

　　天安门广场规划是中国人做的，还是苏联人做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究竟出自谁人之手？当年直接参与天安门广场整体规划设计工作的陶宗震先生以自己亲历亲为的事实，一一给予了澄清。

　　——编者

　　毛主席确定天安门广场部分尺寸

　　对天安门前的广场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的工作，很早就提上了日程。在北京首都规划委员会的苏联专家阿谢夫等协助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张搏、周志良等人于1957年先后拟出10余个规划方案和模型，但始终未能定案。

　　方案中有一个是苏联专家的得意之作，从天安门至正阳门间900米全部拆空，西留司法部街，东留公安局街，总宽600米。以纪念碑为中心，左右各置一38米至60米的车道，并在车道东、西面都留出了建筑空间。

　　设想中的广场建筑大多安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北，广场空间布局的观念皆未脱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嵌边式”广场模式概念，建筑物的前面只有一两排行道树，但空间尺度和比例上却没按文艺复兴时期从视觉角度来确定建筑高度与广场宽度的关系。我分析，规划方案始终定不下来，关键在于广场建筑内容的不确定，所以当时谁做也是这个结果。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议定为庆贺共和国10周年盛典，要在北京兴建一些时代纪念碑式的建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原国家建委城建总局局长万里，在长安大戏院作了“国庆工程”设计征稿的动员报告。被列入“国庆工程”的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后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均在天安门广场上。所以，广场整体规划设计与建筑方案的设计同时进行。至此，广场规划设计才具有了实效性。

　　我恰在这时调入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直接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整个“国庆工程”及广场规划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等中央领导直接关注下，在北京市委刘仁、万里，首都规划委员会及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的佟铮、冯佩之、李正冠、沈勃等具体领导者层层负责下进行的。广场规划设计以及“国庆工程”应征方案汇集后，向上汇报，向下传达领导指示，都由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主任赵冬日、总图室副主任沈其负责。

　　规划设计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根据中央、市、局等领导的要求，划定广场红线；广场红线内的道路、绿化、市政设施以及路面、灯具等的布置、布局和设计由我负责。直接向我布置规划设计任务的是沈其。她交待：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800余米(比例约为5比8，与“黄金比率”几近相合)，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180米。后来我得知有些尺寸是经毛主席确定的，所以，广场规划几经变异，但红线始终没动，红线内的总面积为40余公顷。

　　一天，佟铮带来一位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辛毅。辛毅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得起60吨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以便于游行集会。

　　按上述要求，西单、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经过天安门的有轨电车轨道要拆掉，今后也不设无轨电车。长安街不设架空线路，原来架空的线路改走地下，因此，规划建设了北京第一条地下管线走廊。许多年以后，我才得知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苏联专家惊叹“中国兄弟真是大力士”

　　我考虑，如果严格遵照上级提出的广场道路“一块板”的要求，而且周边的建筑高度又不宜超过中轴线上的建筑，广场就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会很严重，因而不能借鉴往昔设计所采取的“嵌边建筑”方式，否则广场空空荡荡的问题必将更凸显。

　　因此，我在做规划设计方案时，尽可能地设法把平板部分缩小。以对着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的两条南北向道路为界，路的内侧为平板广场，路外侧为人行道和绿地，这样使平板宽度在300余米，加上路面及纪念碑两侧，再加上扩建后宽180米的长安街游行路线南侧，中心广场面积约14公顷。

　　在两侧建筑物周围，我设计了宽70至80米的绿化带，使广场空间显得过于空旷单调的状况有所缓解，并可使从积水潭——后海——北海，景山——中南海，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松林——前三门护城河(当时规划护城河两岸为绿化带)，几处绿化相衔，联结一体贯通市中心。

　　我构想的天安门广场，与苏欧式广场(如莫斯科红场等)概念完全不同，因此，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不仅没有苏联人参与其间，而且连相关的影响也不存在。而且苏联来华的建筑专家，早在1958年前就都撤走了。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那时，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的施工正在紧张进行中，穆欣询问起有关的规划设计情况，便由我给苏联建筑师们介绍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的规划设计情况。

　　当我介绍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相当于5公顷的莫斯科红场8倍时，穆欣站了起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天安门广场比红场大8倍！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于是，在座者一同热烈鼓掌。

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黄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