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大陆
一位军事记者的春节记忆:从南疆到北疆,我的三个春节
华夏经纬网   2021-02-18 14: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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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南疆到北疆,我的三个春节

  ——一位军事记者的春节记忆

  ■贾 永

  责任、使命、担当,每一个优秀的军人,都深知这些字眼的分量。

  小家、大家、国家,每一位军人的父亲、母亲,妻子、孩子,也都分得清,在使命的天平上,哪一头更重。

  十六字的家书

  又到春节,又到我的生日。一位年轻朋友在向我表达祝福的同时,发来了刊于2015年11月25日《解放军报》一篇文章的截图——《一个耳朵的故事》。文章的作者是我。

  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还会有朋友问: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我一边回答,一边任由思绪飞起,飞向那魂牵梦绕的边关。

  其实,生活远比小说精彩,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在那时的边防前线。

  这个故事发生在1982年春节。夕阳快要落山的黄昏,一封皱皱巴巴的家乡来信,送到了我所在的阵地上。

  在边防前线,家书几乎属于共享品。

  每逢家信到来,亲如兄弟的战友们会凑在一起,有喜悦一同分享,有忧愁一同分担。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信中仅有歪歪扭扭的一行字,是我几乎不识字的母亲写来的。

  “儿,速寄一张两只耳朵的正面照片来。妈。”

  面对这样一封只有十六个字的家信,我百思不得其解,战友们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在第二天搭上上山送菜的给养车,匆匆赶到离阵地几十里的边境小镇,正正规规地照了一张带有两只耳朵正面的照片,连同刚刚收到的一本收录了我作品的散文集,一同寄回了家。

  直到几年后,我第一次探亲,才破解了那封信的“谜底”。

  事情的起因源于我的一位老乡。老乡平时大大咧咧,刚上前沿阵地那会儿,别人闻知敌情通报,都钻进了坑道,唯独他满不在乎地睡在帐篷里。夜晚,敌人悄悄摸上阵地偷袭,将他和他的床铺一起“轰”下了山。虽无大伤,却失去了右手的小拇指。

  老乡退伍回家,去探望我的父母。问起我在前线是否危险,战友马虎的毛病又犯了,摇着缺了一根小拇指的手,说:“我刚上去两天就这样了,他整天在山上跑,能不危险?”当他意识到说漏嘴的时候,母亲的脸色早已白了。

  过了几天,老家开始谣传我被打掉了一只耳朵。不难想象,母亲是最后知道这个传说或谣言的人。

  母亲一边给我写了那封她平生写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信,一边将信将疑地着手追查这个谣言的源头。最终还真找出了“始作俑者”——那是一户和我家有些往来的人家。那家女人说得也似乎在理儿,你儿子战友上去两天就受了伤,而你儿子长年在阵地上……否则,寄回的照片,咋都是侧面的?

  那时候年轻,照相时喜欢摆个姿势,没想到这种照法竟惹了麻烦。

  母亲得了我的回信,高兴得不得了,每当家里来人,总是有意翻翻那本书,其实是让人家看夹在里面我的那张两个耳朵的照片。日子久了,连书的封面都翻烂了。

  成长在快递暖人心的年代,如今的年轻人也许很难理解当年的家书抵万金。乘上飞速的高铁,也自然难以理解当年从内地到边疆是何等的不容易。

  每逢春节也是战备任务最紧张的时候。边防军人无法回家探亲,家属们便带着孩子历尽千辛万苦赶到部队团聚。

  记得有一年适逢春节炮战,一道命令传来:来队家属小孩一律离队。理由是不让亲人为参战官兵担心。谁知,家属们不干了,她们的理由同样充分:这时候回老家会更牵挂、更担心。

  首长手一挥,重新下了一道命令。不仅不让来队家属离队,还让她们与孩子一起听听炮的声音。那一年,隆隆炮声取代了过年的爆竹,孩子们与他们的军人父亲一起,过了个充满战味的春节。

  戍边的日子有欢乐也有无奈。我们团政委的爱人是老三届。恢复高考后,本想考大学,部队突然移防,只好带着三个孩子跟着丈夫来到边防,大学梦也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几年后,好不容易把一个孩子转回老家一所重点中学上初中,可孩子跟不上班,寒假又转回边防来。政委举手就要打孩子,妻子一手拦着,说:“这能怪孩子吗?他在这里是优等生呢。考不上内地的好学校,只能怪你让他与我们一起留在边防。”

  政委举起的手重重地拍在自己胸口上:“是啊,不能怪孩子,他也和我们一样,作出了牺牲。”那个春节,政委专门把孩子带到烈士陵园,说:“军人的后代,牺牲奉献从小就开始,记住长眠在这里的叔叔,只要像他们一样去奋斗去奉献,就是将来上不了大学,同样也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三个孩子后来都未能考上大学,但正如老政委所期望的那样,个个都干出了一番事业。

  四个菜的年夜饭

  连续两声沉闷的轰鸣,把我和吴志帆从梦中惊醒。

  就在我们两人抓起枪冲出房间的当儿,睡在一旁的排长曾生拦下了我们:“没事,是地雷!”

  这是1985年的除夕之夜。我与当时的广州军区《战士报》记者吴志帆一起,采写前沿阵地过春节的故事。

  节日军情紧,战士们已经撤进了战备坑道。排长曾生留下来与我们一同睡在半山腰的营房内。两支冲锋枪就放在我和吴志帆的床边。

  该阵地的营房建在后山,山体被切成几近90度,墙体涂了绿色,隐蔽度极好。远远望去,绿色的营房与绿色的山峦浑然一体。

  就在几年前,一场惨烈的战斗,曾经将这里变成了光秃秃的山头。曾生就是我第一次到前沿阵地采访时认识的。当时他还是班长,每天带着全班往山上扛修筑工事用的水泥部件。浑身都是泥土,猛一打眼犹如一尊移动的秦俑。

  主峰阵地上的那一幕,至今也忘不了。弹坑密密麻麻,地上的土就像被犁过了一样。正在修工事的战士们从泥土中挖出了一个战友,整个人已经血肉模糊,右手还抱着轻机枪。机枪手叫段玉生,那次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就再没有见到他,没想到在一米多深的土中找到了他的遗体。

  守备部队英勇顽强。不过三年,硬是在冷枪冷炮袭扰下建起了营房和永备工事,还把整个山头绿化得郁郁葱葱。

  那时,一年四季总有记者到前沿阵地采访。当了师政治部宣传科新闻干事的我,也就一趟一趟不停地往前沿阵地跑。当兵四年,还未休过一次假。

  那时候边防条件艰苦,裹件大衣在阵地上将就一夜,对我们来说是常有的事。可即便如此,像吴志帆这样的记者也毫不在乎,春节期间还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跑到千里之外的边防与前线官兵一起过年。

  到了1985年,前沿阵地上的吃住行已有明显变化。靠着柴油发电机,基本解决了照明难题。虽然信号时断时续,也能够看上电视。只是附近边民极少,肉菜供应还不够充足。不过,也比前些年好多了。

  我当兵之初是炮兵侦察兵,观察所设在一个前沿连队的阵地上。那地方方圆几十里只零星住着几十户人家,山路崎岖又不通电,除了极小的一块地方外,三面都是雷区,种不了菜也贮存不了新鲜食材,主打菜基本上是榨菜、萝卜干、海带、罐头,外加土豆和萝卜。

  有个擅长美术的战士创作了漫画登在了团里的油印小报上,标题叫做《连队菜谱》,画面上的内容是,“菜谱:午餐,萝卜包菜;晚餐,包菜萝卜”。连长气得把小报甩在美术兵面前,“画个头啊,瞧你那点出息,就知道吃吃吃,咋不画画咱们身在边关胸装祖国的豪迈气概呢?”

  那时候,前沿阵地流传着一首模仿夏明翰烈士就义诗写成的战地诗,叫做:“吃苦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吃亏我一个,幸福十亿人。”我们也确实像战地诗所说的那样,有种边防军人发自内心的崇高感。不过苦日子长了,总有那么几个战士忍受不了。

  胖胖的胡副班长平日里挂在嘴边的就是“来个鸡肉烧茄子咋样,最好是鸡肉多点茄子少点甚至没有茄子那种”。那个夏季接连暴雨,几个星期没闻到肉味儿,胡副班长每天摇摇晃晃潜伏归来,几次定定地望着拴在坑道口的军犬呈思索状。直到有一天,当着军犬训导员的面,冷不丁地冒出了他的幻想:“如果这家伙一不小心跑进雷区,轰,咱们是不是就能吃到狗肉火锅了?”军犬可是我们的无言战友,何况那军犬还立过战功。训导员一听急了,松了牵狗绳,追着胡副班长满坑道乱钻,恨不得让军犬撕碎了他。

  我把这则故事讲给吴志帆听。他笑得捂着肚子转了好几个圈说:“你把它写成小说吧,作为新闻可能发不了。连长说得也对,革命战士咋能提吃穿呢。”

  毕竟是过年了,除夕夜,曾生为我们端来了四个菜,还拿来了两听罐头、三瓶菠萝味汽水。

  也许是听了前面我讲的那个故事的缘故,吴志帆说啥也要送回两个菜去,反复说,“在边防怎能吃这么多的菜”,直到曾生说这是过年,坑道里的战士也是四个菜,还多了个排骨汤时,才勉强拿起了筷子。

  谁知,三人刚刚举起汽水瓶,吴志帆仿佛又想起了什么,说了句等等,拿起一个包又跑进了坑道。

  原来,那个小包包里是他从广州特地为戍边战士们带来的巧克力……

  一位长眠北疆的连长

  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的路,被没膝的大雪覆盖。茫茫大雪中,前面的汽车驶过,后面的车辆根本无法看清前面的车辆。如果不是偶尔出现的动物爪印和耳畔不时回响的阵阵松涛声,就如同进入了白色的洪荒年代。

  2016年春节,我们就这样赶赴伊木河采访——31岁的边防连连长杜宏,在新的一年到来的前一天,牺牲在了冰天雪地的巡逻路上。

  那是一处紧贴中俄两国界河额尔古纳河的26米高的悬崖。

  崖壁上,一串带血的手印已被大雪抹去;扒开河面上的积雪,一摊血迹依稀可见。这处悬崖路,杜宏不知攀爬过多少次。谁也没有想到,在那个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黄昏,他的鲜血,洒在了他最熟悉的地方。

  2016年的第一个早晨,伊木河边防连全连官兵整齐列阵,迎着怒吼的长风送别连长。战友们抬着杜宏的遗体,围着连队一步一步绕了三圈。他们要让自己的连长最后看一眼额尔古纳河畔的山山岭岭,最后看一眼大兴安岭深处的一草一木,最后看一眼白桦林里的连队和哨所。他们知道,杜宏的生命早就与这条界河、这片森林难舍难分了……

  那是一次艰难的行程,更是一次感动之旅。

  在连队,杜宏的床铺还像从前一样一尘不染,他的眼镜还放在他生前最熟悉的地方;在连史馆里,在连队“龙虎榜”上,爱笑的杜宏还是从前一样的笑容。在他的“军营朋友圈”中,最后一条信息,是在新年到来之际祝战友们平安。

  北纬52°46′,祖国雄鸡版图鸡冠顶端的伊木河哨所,背靠界河,前拥森林,最低气温曾有过零下57摄氏度的全国最低纪录,连队至今还保留着一副冻裂的直升机螺旋桨。

  长达七八个月的大雪包裹期,除了对岸的俄罗斯哨所,方圆几百里几乎没有人烟。2002年底,18岁的杜宏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入伍来到边防连,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边防战士。2007年被保送至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深造,参加了2009年的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毕业分配时,作为优秀学员和独生子女的杜宏有机会选择离父母稍近一点的部队,但他还是选择回到伊木河……

  泪水,一次次浸湿我的采访本。

  杜宏,这个殉职于执勤途中的年轻连长,这个在北部边疆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军校毕业生,让我这个曾经的边防军人对新一代的戍边人,又多了一份亲近。连队当时不通互联网,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当“青春期”遇上“大雪封山期”——寂寞,成了连队最大的敌人。

  就是在这样封闭的世界,作为兄长的杜宏把一群以90后为主体的年轻士兵,凝聚成了团结昂扬的战斗集体。在边防连,我们亲眼目睹了巡逻的战友们经过杜宏牺牲的地方,面向悬崖齐声呼唤“连长”的感人场面,那一声声伴随着战马嘶鸣的呼喊,让人撕心裂肺。

  采访组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气温下拍摄,每隔一刻钟,就要把镜头放在大衣中“取暖”。与官兵们一起钻密林,让我们深切感受到边境巡逻的不易;与官兵们走一趟积雪覆盖的界河,更让我们深切体会到边境执勤的艰险。他们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但边疆的风霜雪雨,早已把他们的稚气变成了坚强;艰苦的戍边生活,早已把他们磨砺成了坚韧不拔的钢铁战士。

  从当年硝烟弥漫的南疆,到如今大雪纷飞的北疆,几十年过去,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但有一点始终未变:责任、使命、担当,每一个优秀的军人,都深知这些字眼的分量;小家、大家、国家,每一位军人的父亲、母亲和妻子,也都分得清,在使命的天平上,哪一头更重。

  那个春节,我没有忍心去杜宏的家乡采访。在广西边防,我经历过一夜之间失去身边战友的那种痛楚。作为独生子女的父亲,我无法面对同样作为独生子女父母的杜宏的双亲。

  两个前去杜宏家采访的记者告诉我,从大年初一到初六,杜宏的妻子张茜每天都在单位加班,用这种“满负荷”的工作状态减轻对丈夫的思念。杜宏牺牲的前一天晚上还与张茜通话,许诺妻子,春到雪融时,要带她到北部边疆看一看,看看美丽的额尔古纳河,看看一望无际的大森林。张茜没有想到,第一次到丈夫守卫的地方,竟是陪丈夫“回家”。

  年迈的双亲失去唯一的儿子,新婚的妻子失去年轻的丈夫,他们难以承受这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然而,当这一切成为残酷的现实,他们又必须承受。生活还要继续,他们只能把悲伤默默埋藏在心底,而每当夜深人静,又只能以泪洗面。

  杜宏烈士的报道,是伴着泪水完成的。妻子追忆丈夫的报道,用了这样一个标题《知道我在等你吗》。结尾是这样几句话——

  “知道我在等你吗?在漫漫的长夜里,在生命中的每一天。”

  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作者:贾 永

 

责任编辑:唐诗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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