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新中国国防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03—1961)

　　陈赓，湖南湘乡人，出生将门，其祖父为湘军将领。他性格活泼好动，幽默风趣，一生经历颇富传奇色彩。他为黄埔一期生,在军校名列“黄埔三杰”，因为曾在东征时期救蒋一命，而深得蒋介石器重，但陈赓因共产党信仰而选择与蒋决裂。他历经北伐、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又接连奔赴越南战场、朝鲜战场，为人民解放、国家安全、东北亚和平立下了汗马功劳。

　　出越入朝 六渡鸭绿江

　　1950年越南反法战争的时候，越南 “越南共产党”向中共求援，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的陈赓，被委派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越南，于7月至10月，在越南协助制定并指挥边界战役，开通中越之间的交通线，为中国援越抗法打开一条通道。

　　1950年11月1日，陈赓从越南启程回国。回国途中夜不能寐，思考着朝鲜战事，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尽管在越指挥作战期间条件艰苦，过度劳累，身体伤病复发，但他回国后未获休息即赴朝考察，后来，毛泽东和金日成谈话时曾说道：“陈赓从越南回到北京，向我汇报援越抗法的事情，他提出要求，想去朝鲜。我说，你陈赓就是好战，刚听说跟美帝打，你就有了精神，病也好了一半。我说，那你要感谢杜鲁门喽！”

　　陈赓心系前线战况，从1950年11月至1952年6月三次入朝，六渡鸭绿江，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下辖第12、15、60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等职。

　　志愿军司令部的“解围将军”

　　党中央1951年3月正式任命陈赓为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不久，又任命他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三兵团司令员，率领十二、十五、六十军三个军待命出发，入朝参战。然而就在即将离京赴朝的前两天，他受过伤的左腿小腿躁关节创伤性关节炎严重发作，以致于完全无法行走，只好留北京治疗，第三兵团主要由副司令王近山负责指挥。

　　在此期间，第五次战役由于180师在北撤时没有组织好，部队损失严重，一方面主要责任在于师领导指挥失误；另一方面，三兵团和六十军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及时派得力部队接应和寻找，也有责任。事后，彭德怀在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空寺洞召开各兵团领导和各军军长、政委参加的会议，总结到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这时的陈赓，腿部才刚刚消肿，但他迫切想了解战场的形势，从大连来赶到平壤一同参会。

　　会议上，彭德怀当众把六十军军长韦杰叫了起来，直接点名问责。韦杰怕火上浇油不愿争辩，彭德怀见韦杰不答话，反而越说越气：“你这个韦杰，军长怎么当的！命令部队撤退时，你们就是照转电报，为什么不安排好?”韦杰不敢答，别人不敢劝，会场上上鸦雀无声。邓华和洪学智想上去劝一下，但都怕反而会让彭德怀更加火大。陈赓反应极快，站起来说：“老总，该吃饭了。” 彭德怀看了看表，停了一会儿说：“好，吃饭。”

　　陈赓为人正直，但处事灵活，据说只有他敢跟彭德怀开玩笑。此情此景之下，也只有陈赓才敢这么“解围”。不仅一句“该吃饭了”四两拨千斤，替大伙解了围，陈赓还在之后上下沟通，疏通思想、总结经验，为志愿军将领之间凝心聚力，增加了黏合剂。

　　化解了彭德怀的雷霆之怒，陈赓又找到不愿参会，正憋着一肚子闷气写检讨的王近山，综合中央军委领导和前线彭德怀的一些说法，开诚布公地说：“我们都是吃‘刘邓’饭的，近山啊，打定陶你是尖兵，千里跃进大别山，你是开路先锋。这次朝鲜回撤失利，你不是右倾，主要是指挥不当。你太麻痹了，太轻敌了。彭老总已经替你承担了责任，你要深刻地想一想。现在作战的对象变了，光靠死打硬拼不行，要注意总结新经验……”他知道这位被称为“王疯子”的常胜战将，作为三兵团当时的主要负责人，遭遇如此败绩，内心必然非常痛苦，所以不愿去见彭德怀，就建议王近山把检讨交给彭德怀后，直接返京向毛泽东请罪，最终王近山听取了陈赓的意见。

　　善讲道理的老资格

　　陈赓名气大，资格老，却没有首长架子，平易近人，喜欢也善于与人沟通。在朝鲜，他遇到什么人都爱聊一聊，东线的文艺演出队要去上甘岭慰问，经过志愿军司令部，陈赓拉着演员们一起坐下来聊天，还给大家削苹果，边削边问：“是朝鲜的苹果甜，还是祖国的苹果甜?”演员们回答：“都甜。”

　　陈赓笑着说：“我说朝鲜的苹果更甜。你们不要笑，甜就是甜!是不是怕说不甜就不爱国啦?从政治上说，没有朝鲜人民的支援，没有人民军的并肩作战，要打败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队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要求我们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根本道理就在这里。”

　　1951年下半年，朝鲜战场的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一带，进入边打边谈的相峙阶段。彭德怀是“总指挥”，需要坐镇志司，主持作战，召集陈赓、邓华、甘泗淇、杜平、解方等总部领导讨论一下，看志愿军中由谁出任和谈代表。

　　彭德怀提议邓华去，但邓华自认没有干过外交，不愿意去，推举参加过停战谈判的陈赓。陈赓对邓华说：“今非昔比，如今我这身体脑子都不如从前，拄着拐让人家看笑话。外交虽非你所长，你是打仗的料，可我们都同意彭总的意见。你是咱志愿军第一副司令，一至五次战役你通通参加了，对和谈最有发言权。我那时在太原执行小组谈得好，靠的就是情况熟。”邓华思忖之下，终于决定了出任和谈代表。

　　亲自督建 设立坑道工事标准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战线相对稳定，以阵地战为主。陈赓早年在山西打阎锡山的时候，就总结出一套工兵作战的经验，并利用这个经验在志愿军中推广坑道工事，利用坑道进行防御作战。陈赓提出工事的保障要足够坚固，能够抵御四英寸大炮轰击，且必须设有伪装工事，使校正侦察机不敢接近，强调工事管理和保养，要求随时修补，能适合“防控、放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和防寒”。1952年志愿军第一线兵团及军的参谋长会议上，陈赓说：“如果坑道战不得法，则是坟墓。坑道工事不能遍地皆是，完全坑道不符合战术要求。”他要求阵地构筑必须符合战术要求，不要为坚固而坚固，主要发扬火力，能够实现火力交叉，互相支援，便利出击，次要才是保存自己，作为屯兵掩蔽部。

　　在陈赓的亲自督促下，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中开始出现的坑道工事雏形，经过各部队改进发展，到了52年夏季，全线构成了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的点式阵地防御体系，坑道里有吃喝拉撒、睡觉和伤员休养的地方，也有囤积弹药粮食的地方。陈赓提出在战略进攻的大兵团、攻坚战新形势下，仍然采用游击战术是不行的，在开阔地作战，必须挖交通壕接近敌人阵地，进攻出发地、冲锋出发地和火力阵地都要尽可能接近前沿。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坑道工事，有的只离敌军几十米，战士们还可以偷偷把敌人布置在前沿阵地上的铁丝网和地雷移到自己阵地上来加强自己的防御。

　　正是这样的坑道工事，才抵住了美军的“金化攻势”。敌人在上甘岭战役中，倾斜炮弹190多万发，投掷炸弹5000多枚，山头都被削平1~2米，但志愿军利用坑道战，消耗敌人43天，最后只被美军占领了两个班的前沿阵地。陈赓还特别算过一笔账，他说，上甘岭美军的炮弹最多一天打了15万发，价值300万美金。美国士兵最怕死，经常用炮壮胆，胡放一气，我们与他们不同，使用炮火都是集中打击，从来不会吃亏。

　　朝鲜归国 建立“哈军工”

　　朝鲜战争，使毛泽东意识到，新中国急需加强国防现代化，急需有大批军事技术干部，任务十分紧迫。在此形势下，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即速组建军事工程技术学院。1952年3月26日，毛泽东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向中央军事委员会呈送的《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上批示：“同意。”然而，由谁来组建这个我国最高的军事技术学府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将许多人一一过滤之后，圈定了陈赓。

　　1952年6月，正在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的陈赓，从朝鲜奉调回国。6月23日，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中南海丰泽园。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切接见了他。毛泽东握着陈赓的手说：“我们‘最可爱的人’回来了，辛苦了！”他们在沙发上就座后，周恩来朝陈赓扬扬手说：“陈赓，你从前线回来，谈谈你的感受吧。”陈赓汇报了朝鲜的战事之后，欠了欠身，又说：“我军缺乏现代化装备，部队缺乏精通科技的人才，造成了朝鲜战场的困境。只能靠坑道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有时炮上坏了个螺丝，在三个连队找不到一个回修的。许多战斗由于装备技术落后而不能取得胜利……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落后了，在战争中就要挨打。最急需的，是要培养前方已有的部分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维护、使用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

　　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想要打败我们绝不可能，我们一时要把美帝赶出朝鲜也不可能。我们的军队是一支政治素质最好的作战勇敢的人民军队，只可惜技术装备太差。我去苏联访问，斯大林曾向我建议，有必要组建一所高等军事技术院校，我决定接受这一建议。军事工程学院一定要办，不能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对陈赓说：“你来办吧！这次调你陈赓回来，就是要你创建这所军事工程技术学院。”

　　陈赓从1952年开始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1953年4月25日学院基建在哈尔滨破土动工，9月1日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多军种综合性的军事工程学院就此成立。钱学森教授后来赞叹：“在我国现有条件下，这么短的时间内办起这样一所完整的、综合性的军事技术学院，在世界上也是奇迹。”“哈军工”从1953年开始，共办学13年，培养优秀毕业生1万余名。

　　陈赓生平

　　1916年入湘军当兵。因为不满军阀混战，1921年脱离湘军，在长沙半工半读，参加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爱国活动。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后留校任连长、副队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是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1926年秋前往苏联，在红军中学习保卫工作和爆破技术。1927年2月回国，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8军任特务营营长。4月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随周恩来赴江西，参加了南昌起义，在总指挥部担任保卫工作。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调第20军任营长。在会昌战斗中负重伤，经香港转到上海就医。

　　1928年起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选派中共党员潜入国民党中央机要部门和警宪、特务机关，多次获取重要情报，为中共中央及时研讨对策、保卫中共组织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10月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4军12师师长，率部参加了黄安、商潢、潢光战役以及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等战斗。1932年9月因负伤到上海就医，曾秘密向鲁迅介绍鄂豫皖红军斗争情况。1933年3月因叛徒出卖被捕，曾被押赴南昌见蒋介石，坚贞不屈，拒绝诱降。后经中共组织和宋庆龄等营救，于5月底脱险到中央苏区，任彭(湃)杨(殷)步兵学校校长。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干部团团长，曾率干部团一部抢占皎平渡，保障红一方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到达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1师师长，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1937年2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兼任第1队队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率部挺进晋东南，指挥所部取得长生口、七亘村、广阳等战斗的胜利。尔后南下邯(郸)长(治)公路，取得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胜利。

　　1938年4月，指挥长乐村战斗，歼灭日军2200余人，对粉碎日军"九路围攻"起了决定作用。此后，率部转战冀南和鲁西北地区，参与创建晋冀豫和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2月指挥所部在威县香城固设伏诱敌，歼灭日军第10师精锐一部。

　　1940年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在百团大战中率部参加正太铁路破击战和榆辽战役，攻克榆社县城。1941年任太岳纵队司令员，多次挫败日伪军"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巩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1942年10月他参与组织指挥对沁源日军围困战，历时2年5个月，累计歼日伪军4000余人，被八路军总部誉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模范。

　　1943年11月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太岳纵队(后改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参加反击国民党军进犯解放区的上党战役。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率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转战晋南、晋西前线，先后指挥闻夏、同蒲、临浮、吕梁、汾孝、晋南等战役，歼敌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西北战场的作战。

　　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第9纵队和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组成陈(赓)谢(富治)集团，任中共前委书记，率部强渡黄河，转入战略进攻。继进军豫西，歼国民党军5万余人，开辟豫陕鄂解放区。后与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粟(裕)野战军，密切协同，经略中原。11月指挥伏牛山东麓战役。12月参与指挥平汉路破击战。

　　1948年3月起，率部协同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先后进行洛阳、宛西、宛东、郑州等战役。随后所部编入中原野战军序列，仍任第4纵队司令员。同年11月起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在徐州以南切断津浦铁路(天津-浦口)，保障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在南平集阻击黄维兵团，使国民党军徐州集团陷于孤立，为战役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态势；在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中指挥东集团采取抵近进攻战术，直捣双堆集敌核心阵地，与友邻部队一道全歼该兵团。

　　1949年2月，任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4月，指挥所部南渡长江，挺进浙赣线，解放南昌。10月，执行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与叶剑英指挥第4、第15兵团发起广东战役。广州解放后，率所部穷追逃敌，全歼余汉谋部主力4万余人于阳春、阳江地区；尔后直插雷州半岛，切断白崇禧集团海上退路，在博白地区歼敌第3、第11兵团大部。继又协同兄弟部队进行粤桂边战役，将白崇禧部全歼于广西境内。后长驱千里，西进云南，指挥滇南战役，歼灭企图逃出国境的国民党军2.7万余人。1950年3月指挥主力一部进军西康(今分属四川、西藏)，配合友邻部队歼灭胡宗南集团残部，解放西昌。

　　1950年2月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3月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4月任云南军区司令员。7月，为支援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应邀赴越南，帮助确定边界战役指导方针，制定战役作战计划。参与指挥边界战役，取得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的转折性胜利。11月回国转赴朝鲜前线考察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3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作战。参与制定构筑坑道工事，加强海岸防御与纵深防御的计划，对贯彻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1952年6月回国。7月筹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1954年10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8年9月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病逝。

综合整理自：新华社、人民网、环球网、中国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共党史网、深圳新闻网、新湖南网、抗美援朝纪念馆官网、《人民政协报》、《党史博览》、《湖南日报》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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