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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晋商文化如何突围--非官方正式论坛

2009-07-24 16:09:07    华夏经纬网

    编者按:明清叱咤风云五百年的晋商现象,在近年的舆论强势传播和各种传媒手段的跟进,引发出晋商文化传统伦理回归的热情。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晋商文化高潮迭起之际,中国其它商帮文化也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层面相继亮相出台,徽商压过晋商、浙商,闽商又压倒徽商,当然这仅仅是从舆论的角度而言。文化与经济的互动相辅相成,文化成为一种文化资本进而形成一种朝阳产业早已为企业战略家所垂青。本刊五月详细报道了古钱币专家刘建民先生和企业家、管理学博士薛岩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晋商文化的收藏、研究、挖掘的事迹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晋商文化成为一种具有绝对竞争力的资本进入文化市场正在成为各区域文化注视的焦点。我刊记者卫东海用一个月时间,行程数千里采访了关注晋商的众多专家学者,并对来信来函、邮件进行了筛选,写就了这篇追踪采访,或许,这些非官方正式论坛精粹会成为山西省文化战略建构的一个启示。

    区域文化的大碰撞、大分裂和大融合恐怕再没有三年来晋、皖、浙、闽四省掀起的文化大战那么此消彼长。明清之际中国产生了十大商帮,他们纵横捭阖、富甲天下。晋商文化率先出场,在一阵鸣锣开道声中,扬起商业文化的猎猎大旗。晋商无论从当时的规模、保存的实物资料等均可言位居十大商帮之首无愧。由于宣传和策划上综合力度尚嫌不足,被实战和强势的徽商以经济与文化互动的绝对实力占了上风,浙商和闽商以其现代新生代骄人成就、咄咄逼人的气势诠释其区域文化的硬朗。整个过程富有戏剧色彩,晋商文化及其所固有的田园牧歌与徽商、浙商、闽商相比,显得黯然失色。文化的传承与其效应是紧密关联的,因此现代的文化价值和取向是极富商业味道的,山西不发达的经济和现有民营企业的结构脆弱使得在与其它商帮的文化竞争和对抗中,找不到对话与沟通的契机,虽然宣传部门已是殚精竭虑,可缺乏与经济的互动总给人们一种底气不足的感觉,晋商文化始终跳不出自卑的阴影。晋商宣传防止出现泡沫文化解剖晋商精神,不是一味地体味他的辉煌,不是哀叹晋商流星般消失的迅忽,更不是从图书馆、阅览室和大众媒介中寻找陈旧文字故纸,好在晋商有其系统完整的文字历史,还有醉心于收藏事业的学者们对实物的收藏、整理。张立文教授(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庆幸的,是感激这些收藏家的品格和对事业的执着,晋商精神是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些实物中将展示给山西人全方位的前辈经济活动和心路历程;让不同层面的新晋商从各自角度得到不同的感受和启迪,外在的东西只有靠内在的领悟才可能上升到一种融化,况且准确提纯晋商精神,从学者书斋到理论研讨,方法上本身就不是唯一的和最正确的。

    方国根编审(人民出版社):除非晋商只剩下那森严的高墙大宅和斑驳的印痕,事实上,晋商的研究在日本的东京大学就形成理论体系并出现了像刘建民、薛岩等收藏家以实物佐证的系统研究,当然并不贬抑诸多学者作出的基础性研究的辉煌成果,也不具有批评宣传部门学术短视和急功近利的意味。对一种学术进行研究,冷板凳功夫和实证、考据、训诂的推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结论性的东西必须用事实来说话。李钢(太原市文物局局长):山西省委宣传部为挖掘、宣传、推陈晋商文化付出其部门所能,从中央台八集电视连续剧《晋商》的播出,到晋商国际论坛暨当代经理人山西企业高峰会;从组织学者系统研究五百年晋商史料到晋商“大院文化”的形成功不可没,但文化的宣传毕竟不是决定物质文化投入的话语权,深入研究和系统开发要靠权力职能部门的综合协同和联合。晋商文化应该由高调转入低调,由务虚转入务实,进而融入晋文化之中。

    张立文教授:也许应当放弃理论之于实证是超前还是滞后的争论,因为任何理论的移植或嫁接,落脚点都必须是实证,否则成了空中楼阁,甚至难以存活。即使晋商文化从不同视角全方位作了宣传,但如果没有完整系统的实证配合,靠玩空手道,恐怕也会难以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区域文化潮流同步下去,这或许是宣传部门应当明白的事理。徐衍博士(中组部):晋商作为文化去研究,挖潜过程肯定是苦涩的。明清时代已是处于西方工业文明萌芽发生、发展的过程,但数千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吸附力和超稳定专制结构仍然维系着社会体系和商业行为。“刑法”是统治社会秩序的唯一法治工具和权力的专利。商业是士农工之后的鄙俗另类,在没有民法和经济法保证商业运行的前提下,只能靠诚信这个潜规则来代替刑法之外的约束规范的功能,而这种用严格的制度、规则、规范甚至各票号内部的风险机制,激励机制形成的文字记录成为各票号之间的商业机密和软核心竞争力。据我了解,晋商收藏家的资料,老照片至少可以拿出上千幅,票号和驻外分号的完整往来书信、告示、账薄、票帖可达上万件,这些实物和精神财富真实地叙说创业和经营过程中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所有的支撑诚信的规则,哪怕是货物运输途中经过各地的风俗人文都渗透在文字中。政府应该站在战略的高度,把收藏家的东西以配股的方式委托事业单位进行合作,建成一个像乔家大院那么大的晋商文化馆,当然扶持民间也可以做。

    晋商不敌徽商、闽商、浙商《中国经济周刊》写道:“在徽商、晋商谢幕的历史断档里,在浙商粉墨登场,扬名海外的同时,闽商——国内又一支领杀阵前的‘商业军团’也悄然登陆。”《地方经济观察》写道:“据悉,2005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将以‘交流、合作、发展、繁荣’为主题,推出'招商引资,精品展示,科技、人才交流,文化宣传和徽商论坛'五大活动板块。此次招商活动规模大、规格高,内容多、形式新,大会将选择投资额5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500多个作为重点向外推介,总投资达400多亿美元。不管徽商、闽商、浙商如何借助祖宗留下的文化优势对晋商文化形成压力,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文化不与经济互动,文化的资本意义彻底消失。

    吴国衡教授(北京大学):着力打造晋商文化品牌不能光停留在表象的层面上,必须注重文化互动,实证与研究并行,国际与国内并重,历史与现实交汇。让收藏家出山和登场是迟早的事。用实证来说话,同时实证的东西又能弥补晋商大院文化的不足,晋商文化渊源与经营理念、晋商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企业信用塑造与晋商文化的继承、企业家与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与先进文化、品牌策略与企业营销文化、晋商精神的弘扬及晋商雄风的重振等等均需实证的方法求证,此外别无他法。

    蒋桂存博士(中国农大副教授):区域文化的差异和歧义是人类智慧和理想的源泉。没有文化冲撞,就不会有文化的活力,就会出现文化的断层和断裂。山西人不能因目前文化擂台上其它商帮文化的气势而自卑,重要的是晋商文化如何挖潜,文化擂台越热闹越好,晋商文化如果失去了这种文化的冲击,同时又不敢面对经济的挑战,就会为后起的其它商帮文化所取代或摧毁,而沦为考古学的对象。文化资本是强势资本,

    晋商文化近成品牌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显赫一时。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的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和当地酿造人共同创造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乎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古流传着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口碑就是品牌,这个品牌就是山西人的勤俭、诚信、进取、务实。

    李光福博士(天津大学副教授):文化形成商业价值,走向产业化、规模化的路子,就会促进文化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文化化,文化资本作为一种核心的,甚至垄断性资本在文化市场,尤其是旅游产业内进行投资和寻找市场,必然会促进资本和文化在全省范围的流通传播。山西地上文物占了全国的70%,总给人的印象是支离破碎,没有整体感、战略感,以晋商文化作切入点作为全省文化战略调整的片断思路应当引起注意。可是山西很少有人和专门机构认真研究文化品牌在旅游业的分量和对文化旅游的影响。

    韩裕峰党组书记(山西省科协):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中,文化成了经济的奴婢,只要经济需要,文化就成了信手拈来的廉价附属,显示了对命名游戏的过分热情,这是浮躁的和不正常的病态现象。若听凭这些花拳绣腿充斥,装点文化,那才真是文化的悲哀。换言之,实证的沉默和宣传高调的喜剧性对比,更显示出二者的脱节错位,这于二者均无益处。我们山西人厚道的有点愚钝,诚实的有点木讷,如果说中国明清十大商帮文化,晋商用实证来弘扬其精神,用实证形成文化产业链条是最有说服力的。

    刘兰林副主任(太原市经委):随着山西经济的逐步发展,我们需要晋商文化,因为晋商文化是中华民族厚重历史中的一部分,是山西经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进程中的一种感悟和反思。晋商就其现象而言,本来是散淡的片断,零星而杂乱,在士农工商的封建价值观念和人生审美价值取向上根本算不上什么,但由于山西着力提升旅游文化产业,造成晋商由一种曾经的历史现象打造为一种文化,一种业已形成的晋商文化品牌。正是这种品牌的无形资产和价值内涵,为有关晋商的文化产品(诸如电视连续剧、纪录片、旅游产品、唱片等等)市场化创造了契机。比如《白银谷》、《龙票》的走俏。

    文化的主流意识定位

    《白银谷》入围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就不能因此说“白银谷”电视剧是对晋商文化的启迪、启示和补缺。传统文化厚重的省份也会形成事实上的文化惰性和思维劣根。李新会主任记者(法制日报社政文部):上一个世纪,山西人的骨子里根本没有自己的自豪,当然也不自卑,只是慢条斯理地按自己的节奏生活着。即使是现在,官本位、保守、文化的排他性,使资源大省、旅游资源大省落为中国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之一。余秋雨先生的“抱愧山西”刺激了山西人,只加重了山西人的自卑。电视剧《龙票》把晋商衰落旧结为官商勾结的错误导向,挂着晋商文化这个厚重价值连城的商标,假冒不伪劣,兜售出好价钱,山西人竟也欢呼,盲目随从,奔走相告。《白银谷》在描写晋商的过程中,缺乏真实的史料和考证(当然小说可以不必苛求,只要对历史的风俗人情,日用伦理的把握),各种网站没能提出建设性的商榷意见,盲目把文学与历史牵强扯在一起。可以说,《白银谷》与晋商文化主流精神无缘,只是从负面意义虚构了晋商。阎文晏经理(山西煤运长治分公司):去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山西视察后,颇有感触,要求山西省认真研究晋商精神,并总结了十六字的 “晋商精神”,这就是: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这“十六字”精神可以说定格了晋商的主体意识,领导考察完了,我们不能下个文件,开个会而了之,静下心来,认真分析,尤其找出山西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差距背后的精神根源。

    王作忠总编(山西文联《火花》月刊):古代晋商作为产生在封建体制内的商帮,带有那个时代的许多烙印和痕迹,其表现出的商业精神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它的精华内涵值得我们挖潜,传承,而那些负面的东西需我们抛弃,不能把对负面的宣传无限膨胀。负面的东西不是主流精神。李亚彬博士(光明日报社理论部):毋庸置疑,晋商的宣传已形成了声势,形成了品牌的轰动效应,但要形成山西后人崇尚的一种活的精神,恐怕真正的研究才应当开始,首先突破领域局限。晋商研究不是山西省委宣传部一家的事情,二是不能虎头蛇尾,唱起了高调,昙花一现,要礼贤下仕,让真正的晋商收藏家都高兴乐意地参与我们的文化事业,不能让人们只看到死去的晋商那孤寂凋零。真正的文化是活的文化,是传统,死的文化不是传统,那是考古的凝固。建构文化战略必须防止近视和短视毋庸置疑,晋商研究在理论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如何研究晋商,如何把晋商精神通过实证潜移默化移置到人们脑中,晋商文化怎样才能作为文化资本,走向文化产业化、资本化的路子。周干峙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明清两代是晋商最发达的历史时期,期间,几乎所有的商贾之家都是书香门第,儒学对山西人经商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山西的商业,从当时来讲是科学经商的,不光是停留在做买卖这个水平上,晋商的开拓性非常强。我们国家除了“丝绸之路”以外,还有一条叫“茶叶之路”。晋商开拓的那条茶叶之路从福建到欧洲,起码要到俄罗斯,比 “丝绸之路”还长,它是深厚文化积淀的结果。无论从历史、从内涵还是从影响看,徽商可能要略差一点。晋商文化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对人的精神面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由于晋商的推动,山西的建筑与民居也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到现在为止,山西还是全国古建筑最集中的地方,山西的古建筑在全国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是山西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战略资源。文化跟经济是密不可分的,晋文化、晋商文化的实证史料、资料应该讲是比较丰富、比较宝贵的。软文化是硬文化活的灵魂。

    陈学东博士(山西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加强理论论坛,组织力量联合攻关,力争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加强晋商研究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不仅有很多从事晋商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也有很多晋商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日本、韩国、美国、荷兰也有学者研究晋商,有的已颇有建树,甚至走在国内前面。这些都是我们研究晋商可资合作的资源,需要加以组织和整合。教育部门理应从学术的角度支持和重视晋商研究的学科建设,支持申报晋商研究的硕士点、博士点,培养晋商研究专门人才。建议一些专业院所成立晋商研究基金会,筹措资金,资助晋商课题研究,培养研究人员,以充实晋商研究队伍,增强晋商研究的活力,保持晋商研究的可持续性。由于晋商学博大精深,晋商研究涉及到方方面面,单靠历史学、文学的方法已不能适应需要。晋商研究要取得新的突破,必须开展多学科研究,综合运用社会学、文献学、经济学、心理学、建筑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就要求必须大力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多学科合作要扩大研究视野。突破制约文化强省的瓶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重塑现代晋商,重振晋商雄风,对于山西提升区域竞争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山西要加快发展,开放是必由之路。而且必须是胸怀的开放。目前,东部沿海省份资源约束日益突出,发展空间受到了限制,产业扩散、资本外溢已不可避免,山西经济欠发达成为众多大型企业扩张的潜在目的地已有可能。如果我们能用一种开放的心态、优质的人文环境和良性的自然环境欢迎投资商来晋兴业,文化强省的目标很有可能实现而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李海彬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诚信原则作为经营之道,是晋商成功的必要条件。当然要建设信用山西,还需要将晋商的信用从伦理层面向政治信用、经济信用的全面升华。对政府来说,需要为信息市场通过基本的游戏规则。将从根本上优化山西招商引资的软环境。

    王达山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山西是一个比较贫瘠的地方,在二十年的改革开放里面,几个大的经济机会,第一个十年靠大胆,对于山西比较朴实,注重仁义做事比较专注不是很适合的,第二个阶段是大产业的重构,长江三角洲的兴起,跟山西也无缘,山西的衰落有很大程度是有人为的成份,整个体制重构以后,使得山西金融天分在近一百年基本上没有地方使,特别我们讲山西本身在创新上有问题。我们知道像瑞士这样的内陆国家,不也可以在世界上很多行业里面成为一个巨大行业?能够做得经济很发达。杜利云(山西省委办公厅):其实山西好多时候没有赶上发展机遇,最近一百年来,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甚至在开发西部的时候,山西不算西部,既不是东也不是西,实际上我觉得对它来讲,其实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任何一个区域的兴起跟当时的政策的导向是有绝对关系的,政策的宏观导向其实会扼杀微观上的东西。

    王武龙博士(中宣部):沿海地区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等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先后实施,山西没有享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级发展战略的优惠。需要国家哪些方面的支持?如果没有改革创新的思想,恐怕很难获得突破。另外,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看,中部的发展已经绝无可能再去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同样需要创新去实现。尤其是在中部崛起大潮即将来临之际,这种改革创新需要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上,不仅仅限于一个企业、一座城市,而应当成为一个战略。蔡捷教授(天津商学院原党委书记):山西的商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宏观调控中蕴涵机遇。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正是山西有优势的产业,比如农业、煤炭产业,国家提出的“扶大与压小并重”更是有利于山西的产业做大做强,比如雁门关生态农业、焦化、钢铁都是扶强扶大的对象。二是中部崛起带来的机遇。国家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地区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上将有望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三是国际国内资本加速转移的机遇。今后3-5年,中国将迎来国际投资的新热潮,国内产业北上西进,加速转移,为山西提供了巨大商机。卫明喜(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建设新兴的能源基地目标落实,并积极营造发展民营经济的小气候。2005提出要形成十个超10亿的企业,二十个超5亿元的企业,崇尚晋商精神才能把山西的后人推出吕梁山,跨越娘子关。这个目标的实现就要把晋商精神变成企业理念。营造文化氛围,政府如何转换角色许多人认为晋商精神不适应当代要求,这可谓是对晋商发展的规律性缺乏深刻认识。我们应当看到,当前山西区位优势日益明显,资源优势日益突出,新晋商兴起的外部条件已经成熟。只要我们遵循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充分发掘悠久的商业文化,主动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晋商将迎来可能的发展契机。李振纲博士(河北大学教授):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的主角地位就如同一条条充满活力的纽带,能够迅速而有效地聚合起各类资本。但是企业家队伍的整体水平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之间还存在差距,企业家队伍需要扩大,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因而,加快本土企业家的成长速度,是政府大事记里需要考虑的第一要务。山西企业家多为创业型,而不是管理型。大多数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知识,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的企业非常稀少。晋商研究应该紧密联系社会实际,服务社会,服务经济。学术研究应和经济研究联姻,使晋商研究的成果成为山西企业家的精神财富。

    郭永安研究员(原晋祠文物园林研究所所长):晋源区是我们省市以文化遗产保护和生态绿色旅游资源开发的景区为建设目标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众所周知,晋源区有晋阳古遗址、晋祠、天龙山、龙山四个国家级和许多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古太原西南西山,就是风光秀丽,于是整个区域被称作“北国江南鱼米乡”。为什么火爆不起来,关键是政府职能还没有转变到市场经济上来,没有认识到文化资本的社会意义,山西在文化产业的建设中,确实有点缓慢。

    文化大省的领导不重视文化就不是好领导。五十年代初,太原市岳维藩市长五万元为晋祠(今天的晋祠博物馆)自北京琉璃厂购得一批文物,如今价值连城;二次归来,大修晋祠天龙山、双塔寺、屈围山,太山,拓宽迎泽街,当时被称作太原市的“长安街”。并首次特邀北京清华大学为晋祠风景名胜区作总体规划。然后是谷文波市长,他是第二个注视文物保护的市长……这两位市长在太原市发展史上将留下其功绩。

    李钢(太原市文物局局长):晋祠作为太原市提升城市品牌的亮点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经历的困惑也可能是将来晋商文化形成资本、产业共同遇到的,晋祠问题与其说是体制问题,毋宁说是观念、思路和认识水平问题。晋祠面貌的彻底改变,还得依靠所有晋祠的全体机关单位,农民、市民,一切决策、思路、规划,依靠透明度,必须由大多数人民群众介入和参与。干部群众有了一致的目标,形成合力,推向社会化市场化,将比政府行为更有后劲、更有动力、更有实力、更有效果。仅北京清华大学就搞了两次,省市等规划设计就更多了。但是,这么多规划,哪些成功、哪些局部可取:哪些需要改变、深入、细化……?等不到结果,随着领导变动、政府换届,往往要么被放弃,要么推倒重来,要么搁浅,很难具有一气呵成的连续性,不能急功近利,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要有个长效机制,最关键的还是政策好。钟声扬(著名作家,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明清五百年,山西商帮狂飙般席卷中国的金融商贸界,票号鳞次,店铺栉比,并由此延伸出物流营运、业务汇兑、整合营销商业价值链,这就是消失在历史深处、甚至在稗官野史陈年发黄的故纸堆里都寻觅不到晋商那不可一世的光荣与梦想。晋祠以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优势,以晋溪书院为窗口整合出一个综合性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晋商文化院,一定是造福后人的举动,并通过系列性的文化策划,把晋祠推向世界时,晋商文化也随之走向世界。

    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激烈交锋,散发的厚重伦理魅力吸引着现代企业经营理念,西方已经成熟的企业文化毕竟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与开放步伐缓慢、长期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内陆省份文化氛围有着巨大的反差,于是有着光荣与辉煌的省份都在重新认识着传统,反思着传统,力图以现代人的目光去烛照传统,通过重新阐释传统来给山西人找回丢失的草帽。但今天的文化建设不是仅依靠学者在教科学、图书馆的纸堆里小心翼翼地进行抱残守缺式的考证和挖掘,不是引经据典修补逝去岁月的锈迹斑斑,不是缝补连缀那些飘摇残破的旧梦,而是面向未来,以事实和根据启迪新的文化创造。

    昨天的晋商是山西的骄傲,今天的晋商是山西的品牌,明天的晋商是山西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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