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沉重剥削下，中国国弱民贫，人民怨声载道，各族民众的起义和抗租抗粮斗争遍及全国。各种不同名目的秘密结社广泛开展，其中天地会势力遍及长江和珠江流域。1851年（咸丰元年）初，爆发了历时8年之久，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武昌首义之前，湖北地区革命力量聚集，人民革命情绪不断高涨，沉重打击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各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形成辛亥革命的前奏。

　　（一）自立军起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帝国主义加速对中国的瓜分和掠夺。为挽救民族危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企图“变法图强”，但仅历时103天便告失败，史称“百日维新”。积极参与变法维新的唐才常等人心有不甘，于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秘密组建“自立军”，联络会党约10万之众，发动反对慈禧专政的武装举事，以求改良中国政治。确定七月十五日以汉口为中心，在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起事。结果由于康有为的海外汇款迟迟未到而一再延期于二十九日。清政府听到风声，沿长江戒严，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兵搜捕。七月二十七日晚，自立军在汉口的总机关被破获，唐才常与林圭、傅慈祥、田邦璇等12人被捕，并于次日夜被杀于武昌紫阳湖畔，唐才常首级悬在汉阳门。烈士遗体后被草葬于武昌洪山北麓。自立军起事失败。

　　（二）建立革命团体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兴中会为基础，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建立同盟会，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它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这个时期，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湖北爱国知识青年积极投身革命。武汉相继成立了一些革命团体，重要的有：

　　科学补习所。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在日本留学的湖北云梦籍青年吴禄贞加入了兴中会，毅然投笔从戎，回国参加庚子起义。事败后，再次到日本留学，就读于士官学校。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学成回国后在武昌广交有志青年，宣传革命思想。许多青年在其熏陶下投身革命，不少人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1904年5月（光绪三十年），湖北军界、学界进步青年10余人在武昌斗级营同兴酒楼聚议，组织湖北省内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7月3日，在武昌多宝寺街正式成立，会员40余人。推举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确定在学校和新军中进行反清革命活动。这时，黄兴正准备于11月16日（慈禧太后70生辰）发动长沙起义。科学补习所与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建立了联系，准备在湖北策应举事。10月24日，长沙起义事泄，案涉湖北。28日，科学补习所遭军警查抄。所幸湖南先期告变，已有防范，胡瑛等已将军械转移、文件籍册销毁，并通知其他成员避走。科学补习所活动便告停止。

　　日知会。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冬，原科学补习所成员刘静庵等商议，借武昌高家巷基督教美国圣公会下属的“阅报所”办补习班，建立秘密革命团体“日知会”。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3月，日知会正式成立，与会者达100余人，刘静庵为总干事，各学堂、军营均设有代表。随后，刘静庵便派吴昆赴香港与黄兴取得联系。日知会与同盟会联系加强。6月，受孙中山委派，东京同盟会总部代表乔义生陪同法国武官欧吉罗来湖北调查长江一带的革命力量，29日到达省城武昌，日知会为之举行欢迎大会。接着，同盟会湖北分会成立，刘静庵等日知会部分领导人加盟。从此，日知会接受了同盟会的领导，但仍保持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日知会的影响和声势逐步扩大，为湖北的革命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月4日，湖南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派胡瑛、梁钟汉、朱子龙到武昌邀集刘静庵等日知会领导人密议，决定与会者全部加入新军，掌握武器，运动新军，响应起义。不久，萍浏醴起义失败，知情的郭尧阶向清吏告密。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1月13日，清军围搜日知会会址，朱子龙等9人先后被捕。至此，日知会被彻底破坏。

　　文学社。日知会查封年余，同盟会南方起义屡屡失利，湖北革命党人决心在武汉“以铁血振之”。原日知会会员任重远等密议，决定在日知会军人会员的基础上发起组织“军队同盟会”，并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7月26日在武昌洪山罗公祠召开成立大会，400多人与会。10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整个局势发生动荡。11月初，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杨王鹏、钟畸等人将军队同盟会改组为“群治学社”，13日在武昌小东门外沙子岭金台茶馆正式成立。经21个月的努力，群治学社可供指挥投入作战的革命士兵达1100余人，各地会党分子13400余人，会务迅猛发展。1910年（宣统二年）4月，湖南爆发了抢米运动，群治学社实际上的领袖人物黄申芗乘机发动起义，筹备未就而湘事已败，黄申芗走避上海，群治学社活动遂告终止。此后，群治学社坚持军队同盟会单纯发动军人路线的一派人，以杨王鹏、祝制六、章裕昆等人为代表，决定另组振武学社。9月18日，在武昌黄土坡“开一天”酒馆召开振武学社成立会，杨王鹏被选为社长。

　　因振武学社对外发展新会员操之过急，成员多在黎元洪任协统的第二十一混成协中，“风声外露”，被黎察觉。是年冬，杨王鹏、李抱良被撵出军队。此后，振武学社社务由新近投入第四十一标当兵的蒋翊武主持。为使革命团体的社会基础较前更为广泛，蒋翊武与一同投军的刘复基邀集革命党人在武昌阅马场集贤酒馆讨论，改振武学社为文学社，获得多数人认可。1911年（宣统三年）1月30日，文学社以新年团拜之名，在蛇山奥略楼召开成立大会，推举蒋翊武为社长。文学社继承群治、振武学社传统，仍在新军兵士中宣传革命，积极慎重地发展社员，得到许多有志之士的响应，仅成立一个月便拥有社员400余人，此后发展为5000多人，多分布在新军中，成为一个有较大影响的革命团体。

　　共进会。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9月8日，留寓日本的部分同盟会员，在“奉孙中山为总理”的前提下，在日本东京清风亭成立共进会。翌年10月派孙武、焦达峰等人归国运动会党，策动长江沿江各省武装起义。1909年（宣统元年）初，孙武、焦达峰抵汉口，筹设共进会湖北分会。4月，共进会湖北总部设于汉口法租界长清里，主要负责人为孙武等人。共进会湖北总部成立后，以刘玉堂开设的新大方客栈、钟玉亭的汉昌里73号、吴肖韩的磨街寓所、郑江灏任编辑的《湖北日报》社等处为市内联络点，并在上海、岳州、宜昌、京山等地设立联络机关，首先着重运动会党，对各属会党实行军事编制，给以名号。其中心工作是发动新军士兵，先后有2000多名新军士兵加入共进会，且在军营建立了标、营代表制。同时，共进会还注意对学界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络，发展会员600余人，初步奠定了发动和组织群众工作的坚实基础。

　　（三）革命力量大联合

　　武汉开埠后，一度成为洋务运动在内地最大的中心点，近代工商业已具相当规模，水陆交通近代化，经济地位得到加强，政治地位也得到提升。武昌向为湖北省垣，中原重镇。汉口的经济地位对湖北、华中乃至全国的影响日益扩大。此时的武汉，五方杂处，华洋荟萃，租界林立，新军“称雄”，进一步成为清政府镇守中原的要地。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动荡，人心浮动，革命一触即发。这时，武昌的革命力量也蹶而复起，发展壮大，革命时机趋于成熟。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的许多知识青年以在新军中当兵做掩护，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湖北新军标、营、队各级都推举了革命党人的代表，组织网络遍及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企图策划长江流域起义，派人到武汉与文学社、共进会联系，加速了武汉两个革命团体准备起义的进程。

　　5月3日，同盟会会员居正与刘公、孙武、焦达峰、杨时杰等人在武昌胭脂巷24号机关紧急开会，孙武以激进的态度主张在武汉发难。会上决定，如武汉首先起义，湖南即日响应；反之，湖南首义，武汉亦同日响应。

　　武汉的革命党人跃跃欲试，力谋大举，但他们分属文学社与共进会，且在秘密工作中常因互争会员而形成摩擦。有识之士深感必须结束这种状况，只有共同对敌才能有效地发动起义。5月初，文学社、共进会双方代表于武昌孙武住宅商谈，但不够融洽，文学社的蒋翊武和共进会的孙武都要以自己的小团队为核心。5月11日，双方代表刘复基、杨玉如等，在武昌长湖西街8号龚霞初寓所再次会商，达成协议，双方通知各自在新军中的代表，不要再争社员。原则上肯定了联合的必要，并表达了须 “风雨同舟”的愿望，但双方对合并后领导人人选问题仍“各不相下”。这时，反对清廷以“铁路国有”为名目，实际出卖铁路修筑权给列强的四川保路运动风潮日急。9月初，渝汉铁路督办，四川总督端方调湖北新军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二营入川，又调四十一标赴宜昌、沙市、岳州、襄阳等地。同时，鄂督又另行抽调营以上兵力分防各属。这次调兵，一方面是镇压保路运动，另一方面也使革命党人无法按标的建制统一行动，削弱新军中革命士兵对省城的威胁。由于新军即将分调，增强了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紧迫感，两个革命团体愈感不迅速联合不足以摇撼大局，甚至变生不测。

　　1911年9月14—16日，文学社和共进会代表第三次集会，孙武首先表示：要向敌人进攻了，希望切实讨论，计策万全。刘复基则提议：文学社、共进会的名义一律暂置不用，均以武昌革命党人身份与满清拼个死活。双方赞同推选起义主帅，以相号令。孙武提议临时总司令由蒋翊武担任，自愿充当参谋长，以示合并诚意。双方议定设指挥部于武昌小朝街85号。由刘公任总理，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由孙武等任常驻筹备员，负责文书、印信、旗帜及炸弹制造。起义后的军政领导人选暂时未定。双方一致同意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转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主持大计。至此，两团体完成联合，统一了湖北的革命力量。